路两位摄影家用187幅照片说出过去走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汪佳佳
“天鹰同志,你好!这次我们在杭州举办影展,曾得到您和出版社各位领导如此热情的关照,为此,我们向您表示衷心感谢!”
年7月15日,奚天鹰收到了徐肖冰和侯波夫妻俩写给他的第一封信。这封信由徐肖冰执笔,一笔一划,写得认真用力。
从这封信开始,前后整整两年,徐肖冰夫妇写给奚天鹰的信总计66封。在这些信件的背后,奚天鹰和徐肖冰夫妇为一本画册反复磨合,奔走于北京和杭州之间。
这本画册的名字叫《路》,出版于年。
《路》及其内页
往返北京和杭州
一本画册为何值得奔波
这封信要从两个月前说起。
年5月30日,徐肖冰、侯波摄影展在浙江展览馆举行。时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摄影部主任的奚天鹰,提前一天去看了预展。
“两个字——震撼!”时隔多年,奚天鹰依然难忘那次展览给他的感受。
毛主席游湘江后在农家门口小憩
毛主席与徐肖冰(左)侯波(中)合影
年,毛主席视察杭州小营巷
徐肖冰是浙江桐乡人,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期间,拍摄了许多毛泽东给抗大学员讲课的珍贵镜头,先后参与了《延安与八路军》、《抗美援朝》、《开国大典》等多部重要纪录电影的摄影或编导工作。侯波则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专职摄影达12年之久。在毛泽东生前发表的多幅照片中,有多幅都是由侯波拍摄。
那场展览中,展出了很多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很多大家听说过没见过的画面,许多照片是首次公开展出。
展览的第二天,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安排奚天鹰陪徐肖冰、侯波去桐庐的瑶琳仙境游览。“当时,徐侯二老就住在你们浙报的招待所呢!”奚天鹰回忆道。
在游览的途中,奚天鹰提议,参观展览的人毕竟有限,如果把这些珍贵的照片编辑出版成摄影画册,就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二老对奚天鹰的建议很感兴趣,他们说以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提出过这个想法,但是具体实施过程会比较复杂,需要回去商量一下。
奚天鹰陪徐肖冰、侯波去桐庐的瑶琳仙境游览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这封信。之后,徐侯二老又于7月26日给奚天鹰写来第二封信,信中说,一直未得到奚天鹰的回信,特来信询问情况。而此时,奚天鹰正忙着跟主管部门的领导汇报这件事,故而未能立即回信。
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奚天鹰于当年9月10日专程去了北京,由徐肖冰陪同前往中共中央文献室会谈画册出版一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参加那次会谈的有全国人大常委、研究室主任李琦,副主任蓬先知以及中央文献出版社总编及很多高级编辑。这阵仗让年轻的奚天鹰紧张起来。
李琦看出奚天鹰的紧张,便拍着他的手对他说:“不要紧张,小伙子,你们这个方案做得很好。”奚天鹰这才慢慢放松下来。
幅照片汇成的革命之路
记录过去,更指向未来
在各方面的全力支持下,画册的出版工作顺利推进。徐肖冰和侯波拍摄过的照片数量巨大,而对他们本人来说,每一张都难以取舍,因此,筛选照片的工作量也变得大起来。“他们会带一些自己的感情色彩,比如某张照片是某位战士刚牺牲时拍的,某张照片是大部队开拔后拍的,对他们来说意义会格外不同。”
但是,为了全局考虑,奚天鹰还是从党史的完整性出发,筛选出幅更具代表性的照片。“虽然有的照片难以取舍,但最终他们还是尊重我的意见。”
奚天鹰(左)与徐肖冰(中)合影
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奚天鹰带着需要商榷的问题和未完成的画册去北京,在徐、侯二老的家里,与他们反复谈论;同样,二老不顾高龄,跑来杭州,在奚天鹰的暗房里,跟他讨论每一张照片的构图和裁切,包括缩放比例、安放位置。
“那时也不像现在有科技手段,用鼠标点一点就能定好大小和位置,我们那时候就是拿一本本子,把照片按需要的大小洗出来,然后贴上去,所以一本本子就有三本的厚度。我们就抱着那么厚的模板,一趟趟地往返北京和杭州,探讨选片和每一张图片的构图、裁切。”奚天鹰说。
取名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当时大家提了很多意见,诸如《历史的一页》、《光辉的历程》之类。”
最终,他们只选了一个字——“路”。
“因为这本相册就记录了我们的革命之路,这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也是我们未来要继续走下去的路。”奚天鹰说。
年8月29日,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的首发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社、广播电影电视部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主办。
一张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的动人故事展现在更多人面前:遵义会议、党的七大、百团大战;延安窑洞边毛泽东和女儿在逗笑;刘少奇、王光美和家人在北戴河滨;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海南岛参观华侨农场……
历史以别样的角度和姿态如此真实地呈现出来。那些烽火硝烟,以及烽烟之外的人间温暖,从解放前的满目疮痍到解放后的和平岁月,从无数看似寻常的细节中显露出来。
《路》的影响
不仅仅是对一家出版社
年12月,奚天鹰将徐肖冰夫妇写给他的66封信,以及92张照片和2本书籍资料、7份参考资料,一起捐给了坐落于桐乡的徐肖冰侯波纪念馆,自己只留下复印件。从此,这些在历史的车轮中留下印记的书信、照片,有了让更多人看到的机会。
“在那个年代,《路》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开拓创新的典范,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出版社,敢于出版那样一本历史性的文献画册,况且里面85%以上的照片都是没发表过的。”奚天鹰坦言,这本画册从选题的提出,到拍板,再到最后实施,都是需要勇气的。
《路》的出版,开启了国内地方出版社与中央学术研究机构合作出版领袖题材图书的先河。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在这种合作模式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开创——邓小平决案改革开放史话》、《大决策——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共和国领袖的故事》等9种(套)书,与时俱进地弘扬老一辈革命家风采,获各种奖项12个。
对于奚天鹰而言,《路》影响到了他和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奚天鹰的女儿奚望是个90后,在奚望即将升入小学那一年,奚天鹰专程带她去了一趟北京,对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那一次,父女俩做了三件事:第一件,看升国旗。凌晨4点,父女俩顶着熊猫眼,在人群中开心地排队等待;第二件,爬长城,看看祖国的壮阔河山;第三件,去徐肖冰爷爷家参观,观看他们拍摄的历史照片,当面聆听他们的教诲。
奚望在《特赦》出演女护士
如今,奚望成了一名演员。今年7月,一部名叫《特赦》的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奚望是女一号,在这部剧里饰演一位积极温暖的女护士。
革命精神就这样得到了延续。当年懵懵懂懂听徐爷爷、侯奶奶讲述历史的小丫头,如今也在镜头下,演绎起那些被历史记住的人。
徐肖冰、侯波的儿子徐建林
回归故里,用余生重温父亲走过的路
这个9月,一直生活在北京的徐建林来到了乌镇,打算在这里常住。
徐建林是徐肖冰的儿子,他生于年,今年也已经76周岁了。30年前,在徐肖冰、侯波夫妇忙于《路》这本画册的时候,徐建林身在部队,没有参与到画册的整理过程。
虽然父母都是从事摄影师的工作,但是徐建林从小就不太喜欢摄影,父母便也不强求,一直尊重他的选择。
直到父母去世后,他才开始认认真真去解读《路》这本画册。他知道,这是父母用相机留下的日记。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是我父亲拍摄的《太行解放区的妇女自卫队》。”徐建林说。
这张照片拍摄于年。“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曾经裹小脚的妇女都背上了枪,旁边的孩子也都拿着木头棍。你知道,在旧社会,妇女是没有地位的,不准出门,只能一天到晚围着灶台。可是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来犯,她们也能够扛起枪保家卫国。妇女儿童都动员起来了,我们的革命怎么可能不胜利?”说起这个画面,徐建林很激动。
太行解放区妇女自卫队年
母亲侯波拍摄的照片中,徐建林印象最深的一张是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女代表的合影。徐建林甚至不用对着照片,就可以说出这张照片上的人各自站在什么位置,如数家珍——
“第一排坐着宋庆龄、何香凝、邓颖超,最左边坐着的女代表叫李秀贞,她是河南滑县的抗战支前模范,后排正中间位置的女代表叫戎冠秀,她是河北平山县的抗战支前模范,被称为子弟兵妈妈,她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去前线抗日了,而自己也一直在救治八路军伤员。”
徐建林告诉记者,这张合影是邓颖超临时提议拍的,因此大家的站位也是临时安排的。
“一般拍合影,坐在第一排石阶上的都是少先队员或者工作人员,而这张照片里都是女领导们坐在第一排,支前模范或和她们坐在一起,或被拥在最中间,这让我真正地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鱼水之情。”徐肖冰夫妇拍摄的照片,让徐建林也看到很多他听说过却没见过的历史画面:“这段历史与我自己经历的时代是重合的,所以我感触很深。”
关于这次返乡,徐建林提到一个细节。他先从北京抵达杭州,当天,他在杭州住了一晚。那一晚,徐建林住在“西湖山庄”——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也坐落在这个大院子里。徐建林去陈列馆参观了一下,看着看着眼睛就模糊了——这里面陈列的很多珍贵照片,都是自己母亲拍摄的。
那一张张带着浓厚历史气息的照片,静静陈列在那里,让徐建林感慨万千,虽然这画面中没有母亲,但是他知道,在这照片中人的对面,母亲正举着相机认真抓拍。
年徐建林和父母一起参观鸟巢
这对母子就这样在这陈列馆里来了一场跨时空的交流。
记者问他,当时一定觉得特别骄傲吧?
在徐建林的感慨中,有因母亲而生的骄傲吗?
“不,我没有觉得骄傲,我觉得挺欣慰的。因为看到我母亲拍的照片,到今天还能对后人了解、学习这段历史起到一些作用,我很欣慰。”
父母的骨灰
都撒在故乡的河里
离开杭州,徐建林回到老家桐乡。他打算收拾收拾屋子,等到国庆老伴和女儿一家也回来了,就去乌镇河边——祭拜父母。
徐肖冰临终前,曾留下遗言:不发讣告,不搞遗体告别,不举行追悼会,不留骨灰。“不要给人民增添任何一点负担。”
于是,年,徐肖冰去世后,徐建林按照父亲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入了京杭大运河乌镇段。9年后,侯波去世,徐建林将母亲的骨灰也撒入家乡的运河,将母亲送回到父亲身边。
“想念父母的时候,就去撒入父母骨灰的河边撒一点花瓣,就算是祭拜了。”
徐肖冰、侯波合影
“我不是在这里生,不是在这里长,但我骨子里流的是这里的血,我父母的骨灰也撒在这里。虽然他们都故去了,但我住在这里,可以寻访父亲曾经的足迹,也觉得自己离他们更近一些。”
所以今年9月,徐建林从北京回到故乡,打算在乌镇长住。
虽然已经进入秋天,但南方湿热令徐建林很不适应,但他心里想着“再坚持一下就好了”。
徐建林还记得,年,时任浙江电视台台长的钟桂松写了一本书,名叫《侯波与徐肖冰:瞬间与永恒》。出版之前,他把书稿寄给二老审阅。徐肖冰看过之后,将书中的“摄影大师徐肖冰”中的“大”字删去了,成了“摄影师徐肖冰”。这就是两位老人这一生对自己的朴素定位。
陕甘宁边区前哨年
“我的父母就是革命队伍里两名普通的战士,别的战士手里的武器是枪,他们手里的武器是摄影机和照相机。他们拿着这两件武器冲锋陷阵,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国家,为人民留下了这么多宝贵财富。他们一辈子都在教育我,永远不要忘记人民,要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我这辈子也一直都在这么做。”徐建林说。
一直在北京生活的徐建林对浙江还不是十分了解,但他忽然想到一个细节。
“我到杭州的那一天,走在马路上,发现所有的车都停下来让我,明明那里也没有红绿灯。我觉得很惊讶,我在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浙江的文明指数真的很高。我想,我接下来的人生,会用来好好了解这片土地。”
阅读者:奚天鹰——画家,曾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社长等职务。
奚天鹰从一封信读起,讲述了《路》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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