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第一次在北上广过年

往年春节，人潮退去，北京这类大都市几乎停摆，成了空城。

在防疫的大背景下，就地过年成为潮流。在快手上，老铁们将“过年不回家”顶上了热门话题，相隔两地的亲人通过网络传递彼此的思念。

留守城市，其背后是比往年剧增的食、住、行需求，好在各行各业的留守者，也做好了春节工作计划。这些平日里不起眼的普通劳动者，将会维持春节期间，大城市里最细微处的运转。

回不去了

“姐，你代我跟妈说今年春节我不回去了。”尹晓炜编辑好这段文字，点击发送后，她关上手机，叹了口气。

51岁的尹晓炜是一名家政工，年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此后就一直以家政工的身份在这里打拼挣钱。

今年春节，尹晓炜本有返乡的机会。她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当地在元旦后出现了几例零散病例。家人提醒她早做回家的打算，觉得即使一家人居家隔离，也是团聚。连85岁的母亲也在“回来吧，一起吃饺子。”

尹晓炜不着急打算，那段时间她常常接的是短工，雇主连着换，刚熟悉就又要认识新的雇主。她想着多接点工作挣点钱，一年到了结尾总要讨些喜庆。

没成想几天后，黑龙江省本土病例数量骤然上升，呈现出小规模爆发的局势。姐姐连着发来几次消息，告知自己居住的小区开始进行半封闭式管理。

没过多久，返乡又有了新要求——“需持7天内核酸阴性证明”“返乡后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

眼看政策一步步严格，尹晓炜断了回家的念头。

在外奔波多年，尹晓炜早已对过年没有了温暖的想象，“只会觉得自己一年比一年老”，她在日记里这样写。做帮工看着别人一家团聚，尹晓炜只能趁着出门倒垃圾的间隙，和母亲打个电话。“我妈妈耳背，和她视频需要很大声地说话。”尹晓炜说。

每年除夕，她隔着屏幕对着母亲咧开嘴笑，等打完这通电话，年也就过完了。

尹晓炜的许多同行，也选择留在雇主家过年。有一些家政企业专门瞄准就地过年的大市场，推出：“春节保姆”服务，让留在大城市的家政阿姨上门做饭、打扫卫生，服务时间从腊月二十八开始到正月十五结束。

家政工菊鑫，是留在雇主家中过年的家政嫂之一。不久前，她在快手更新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她在帮雇主整理冰箱里的食物的过程。“今年过年留在客户家过年，这些都是我买的年货，”菊鑫说。末了，她隔空询问，“有同样留守的姐妹么？”

有不少人在评论区回复她，“春节涨工资能翻倍多好，我就不回家。”也有已经回家的家政嫂发来问候：“已到家，同行的姐妹辛苦了。”

许多春节无法归家的人，把隐秘的思念发到了网络上。一位地铁轨道维修员在发了段视频，对着镜头说出对母亲的寄语：“为了让地铁正常运行，春节不休息，妈妈你要保重身体。”说完眼泪就要掉下来。“你在那好好上班吧，放心，我在家给你看孩子。”母亲在得知儿子不回家后如是说。年关临近，这类视频频被发布到网络上。在快手之类的短视频平台上，“过年不回家”一度成为热门话题。

普通又不可或缺的人们

夜降临，27岁的果贩崔浩正把一箱箱水果搬上货车，夜晚上货温度更低，这样第二天品质受损的水果就会少一些。

崔浩的流动水果摊开在北京房山区的一处城中村，村口的一条林荫马路上就是他跟过去老主顾接头的地方。

崔浩本不该出现在这里，他之前在大兴团河市场有固定摊位，不用在寒风中受冻。但去年疫情严重，菜市场关门，国家开放了流动摊位，崔浩重新开上配货的货车，走一路卖一路。

往年这个时候，崔浩已经坐在家里的炕上。他习惯跟家人嘬上一瓶用柴火暖着的二锅头，窝在被子里熏得迷糊又舒服，就这么晕上几天，再返回北京打拼。

但今年不一样，老家疫情吃紧，到底要不要回家，崔浩反反复复掂量了好几回。

去年，崔浩刚在山东老家度过了一个漫长假期。返乡照常定在腊八，结果临除夕的时候，疫情突至，他只得留在山东老家种地，一直待到劳动节后才返京开工。又因为亏损，他离开了在京打拼四年才租下来的农贸市场固定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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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在路边卖水果，一袋子20个脆甜红富士

“家是能回，但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顺利回北京。”崔浩说出了他的顾虑。去年的年，崔浩过怕了。他十分谨慎，一天三次向家里打听当地的返乡隔离政策，但没人说得准。

1月份，崔浩做过回家的规划案。想着坐火车有感染病毒的风险，他打算开货车走公路回家，但中途会路过几个疫情省份，他又怕堵在高速上。几经思想斗争，崔浩咬牙给母亲打去“妈，今年过年我不回家了。”

往年春节，如北京一样的大城市，菜场、外卖、餐馆等场所会产生供应真空期。

留下来的崔浩计划着大年初三就开始支起他的水果摊。

同在北京贩卖蔬果，菜农林哥主动选择留下。他计算着，反正回不去，还不如多赚点钱。

他在北京贩卖菜多年，知道每年过年北京菜市场的摊位至少会减少一半，菜价也会比平常贵。留在北京的小年轻没有养成囤菜的习惯，外卖软件上的店铺一关，吃饭就成了问题。

这几天，北京管控下，进京更为严格，运费跟着上涨。林哥忙着调动车辆，保证自己的摊位的蔬菜供应。他在快手上更新了状态，“今年过年不放假，保障蔬菜新鲜，货源肯定充足。”

24岁的外卖送餐员“六一”今年也回不去了。

对这个两年前独自来北京打拼的年轻女孩来说，这是人生头一回。阻拦“六一”回家的，是北京和她故乡黑龙江的疫情。

“六一”想留在北京：“回去之后隔离结束，年都过完了。不如留在北京反而还安全。”

知道女儿做了决定，“六一”的妈妈准备了年货想寄给她。计划赶不上变化，快递点纷纷宣布暂停收寄往来黑龙江省绥化市、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的快递包裹邮件，“六一”最终没能收到妈妈的年货。

“六一”安慰妈妈说：“除夕夜，自己也会做好吃的。”她和家里约好了到时候视频通话，云过年。

“六一”春节不打算停止工作。上午的时间，她留给急需配送的人们，骑上她的电瓶车接单送餐。这对她和她服务的人们来说，是一件双赢的事。六一可以收获两倍于平常的报酬，而因防疫被留在大城市的北漂们，也不用担心点餐无人配送的窘境出现。

“六一”入行是无奈的选择。年11月，一场电瓶车车祸，在她的踝骨处留下了钢板。伤久未愈，她无法长期站立、坐着，适应不了办公室工作，因此想到了跑外卖众包，时间相对自由，还可以自己控制接单量。

夏天，她通常在上午8点到下午2点间跑单，午休后，再从下午5点工作到晚上9点。冬天，因为腿上的钢板受不得凉，她就把接单时间减少为半天。

在快手上搜寻外卖骑士，“六一”是极具辨识度的一个。她生着一张娃娃脸，主页上传的视频无关劳作，往往是工作间隙拍下的一段段唱歌视频。

工作使然，她的视频背景，永远是北京那些她所服务的街道映出的车水马龙。但在现实世界里，穿上亮黄色的工作服、戴上工作头盔，很少有人会认为她和其他骑手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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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在快手上录制的视频

“六一”穿梭在城市中，常常觉得自己像个野孩子：“做外卖众包就像没人管的野孩子，接一单算一单，没有同事，全是自己一人。”

城市过客

结束一天的工作时，“六一”喜欢坐在电瓶车上，将镜头对准自己，在街头忘我地歌唱。她宣称这是她的爱好，也是发泄情绪的方式。

那些需要被发泄掉的情绪是什么，“六一”没有明说，只有她拍下的短视频透露过一些端倪。

她曾在快手上发过一些视频。夜晚的街道旁，她蹲在人行道上，喃喃地诉说着“北京有什么好，又都不是我的”之类的话。

有时，她也会讲一些送餐超时引发的委屈。这件事有时不在她控制范围内，遇到餐馆老板做饭慢、红绿灯太多，超时总会发生。“今天送餐又超时了，这一单白干，”一则视频中，她对着镜头撅起嘴，觉得委屈，“我也不想超时呀，你们坐办公室，我送外卖风吹日晒的。”

这些视频在她的主页停留一段时间后，最后都会被她删除，留下的只有她唱歌的视频。看起来，那些愁绪也随着视频一起被删除了，第二天，又是开着电瓶车打拼的一天。

尹晓炜也常生出局外人的感觉。15年来，尹晓炜在北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落脚处。她没有租房子，疫情前她照料的多是行动不便的老人或有小孩的家庭，家中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人，所以她辗转居住在不同雇主家中。偶尔有换工间隙，就在家政公司的办公室住几天。

多年来，尹晓炜少有真正停下来休息的时刻。近期休息得最安心的一次，还是前几日一次意外。那天她泡方便面，水倒猛了，一下倒过了头，滚烫的热水洒在了脚上，烫起了一片水泡。脚完全走不了路，自然也就无法干活。

“活是干不完的，只有吃饭的一小会，我才能坐下来算是休息。”尹晓炜说。每天早上6点在雇主全家人之前起床是她的职责。打扫公共区域后，要给全家人做早饭。雇主用过早饭后出门，她买菜做饭，照顾小孩和老人直到夜晚才歇下。有时客户会提出额外要求，让她一周清洗一次孩子的玩具，或者要先手洗一遍衣服才能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她也会照做。

她知道许多雇主只是把她当服务者，而不是家庭成员。她没有什么奢望，只是曾经因此受过一些委屈。

年，她在北京照料一位患尿毒症老太太。老人处于半自理状态，正接受定期透析治疗，子女雇了尹晓炜照顾她。尹晓炜被安排睡在阳台，夏天那里又闷又热，冬天阳台没有暖气，寒气不断从窗户缝隙处往屋里灌。尹晓炜冻得受不了，向客户提出要一条电热毯，雇主立即拒绝了。他们对尹晓炜说：宁可挨点冻，也不能用电热毯，万一着火危害会很大。

尹晓炜哑口无言，只能每个晚上用被子把自己紧紧裹起来，哆哆嗦嗦，冻得睡不着。尹晓炜说，做这份工作，就像在用后半生的健康做赌注。繁重的工作，让尹晓炜身体落下了病根，只要稍稍一受凉，她后背、腰、腿都凉飕飕地疼。

她坦承也会遇到好雇主。一个住在大房子里的女主人，家境很好，人没有半点架子。在她家过年的时候，女主人给她发了红包，还为她买了身新衣服。尹晓炜很感动，至今念着那个女人的好。“不是她给了多少，她认为我是来帮助她的。”尹晓炜在意的不是物质上的馈赠，而是觉得在大城市里，这些尊重自己付出的人应该被自己珍视。

对一座城市来说，尹晓炜和“六一”都是毫不起眼的角色，但他们才真正构成了一座城市的细节。集体留守的春节，她们更不可或缺。

落下脚来

就地过年，也让许多有出行计划的家庭留在了故乡。

开青年旅社的辛红亮今年很忙。石家庄疫情爆发后，一些在济南读书或打工的石家庄人无法按计划归乡。辛红亮想要为收留异乡人出一份力。

1月17日，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在济南读书的，石家庄籍贯的，无法回家的学生，或者在济南打工的石家庄籍贯的人。济南某青年旅社，免费提供住宿，如果必要，可以在这里过年。

辛红亮很快发现，需要帮助的不仅是石家庄人。一位山东泰安的小伙子拨打电话求助，1月初他从河北来济南出差，疫情爆发后，他回不去河北的公司，也难以返回泰安老家。辛红亮为他办理了免费入住。

有朋友把辛红亮提供免费住宿的事发到了快手上。本打算扩散消息，结果，引来了一些称赞。有人夸他古道热肠，也有人说，从他身上看到了“人间处处有真情”。

虽是行义举，辛红亮没有因此有所松懈。他采购了大量的口罩、体温计、酒精等物资，并要求旅客入住时提供核酸检测证明。

消息在圈内传开，许多人想办法支持辛红亮的行动。他接到了不少“异常”订单，有的网友在预定酒店的网站上找到辛红亮的店，下单交钱，通过订单留言表明心意：“免费入住旅舍的钱我来出”。辛红亮很受感动，但把钱退了回去：“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赚钱。”

前几天一位25岁的济南姑娘骑电瓶车运来了8箱牛奶，只留下一张纸条：我也是生活在这里的济南人，我也要向您学习，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提供点牛奶，给那些滞留在济南的兄弟姐妹送去一点温暖。

辛红亮没有想到，自己做的一点小事，吸引大众形成了一股更大、更暖心的力量。

这几天，他和家人计划着与住店的人们一起吃年夜饭。“妈妈包饺子，爸爸烧菜，还有我的女儿也愿意当我的小帮手，和留在旅店的朋友们一起过年。”

对异乡人来说，正是这群“不归人”的默默付出，用温情替换了他们本该独自在外过年的冷清。而城市的异乡人，也在等待疫情过去，春暖花开，补一张回乡的车票。

干了一天的活，晚上尹晓炜在自己的小床上伏笔写作。临近年关，她回忆起儿时过年的快乐，就此创作了一些文段：“东北最传统的年货有：冻梨、冻柿子、粘豆包。春联、花灯也是必不可少的。父亲是最喜欢置办年货的，每天都穿着他的羊皮袄去市场购物。鸡，鱼，还有冻货。猪肉是提前跟农村的亲戚预订的。农村家家养猪，每到过年都杀年猪，也是东北过年农村的传统习俗。”

工作之余，尹晓炜有限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大部分用于动笔写作，“在孤独寂寞时，我通过写作自己和自己对话，抒发毫无寄托的情感。”

她给自己取名“尘埃”，她说自己就像人生沧海一栗的尘埃，但也希望因此留下自己的足迹。所有在大都市打拼的人们，其实都和她心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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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晓炜在写作受访者提供

来北京15年，尹晓炜仅有两次返乡过年的经历。去年临近除夕时，雇主提出给她放两天假。事发突然，尹晓炜买不到返乡的火车票，只能独留京自过年。但这也是一个珍贵的春节，因为她得以不再劳作。

她借住在一位朋友的出租屋里。那是一处城中村，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桌，一个简易衣柜，和一个小小的独立卫生间，没有厨房锅灶。不能做饭，春节期间饭馆和许多小商铺都休息歇业了，尹晓炜走了几公里，寻得一家小超市，在那里买了一大袋方便面、面包、饼干之类的干粮，餐食问题才算解决。

一个人待着无事，吃完饭，尹晓炜戴上口罩出去转了一圈。她第一次像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用一个闲适的角度打量她打拼了15年的城市。

当时年关下，北漂们已经从城中村散去，村子里静悄悄的，绕村的铁路上相继开过去两列绿皮车，车厢里空无一人。地铁里也空空荡荡，比平日的末班地铁还更寂寥。尹晓炜呆呆站立着，心想在春运的高峰时期，这种状况实在罕见。

当然，今年的北京一定不会寂寞了。和那么多人一块过年，这座城市才终于有了些完整的烟火味道。

就像尹晓炜在另一首诗里写的：除夕的年夜饭，家家都包饺子，里面放一枚硬币。而我还能吃到糖，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只有过春节才是甜的。年就是这样，在我记忆的回味中，在我的忙碌中，一年又一年地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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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周婧

编辑

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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