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西安名校陕北家庭的奔波陪读路

唐沣国际酒店毗邻高新一中，是很多陪读家庭的首选落脚地。11点30分，陪读妈妈们拎着花式的饭盒袋从“大本营”出发，路过两个红绿灯，穿过一条宽约米的绿色隔离带，到达高新一中学校南门，全程米约6分钟。为了孩子的教育，这群妈妈们从繁忙的职场中抽离出来，暂时停下手边的工作，进行这场教育冒险。

唐沣国际45平米的公寓，租户换了一波又一波，有人加入、有人退出、有人坚持。偏离既定道路的代价，是更多的不确定，和难以被验证的未来。

“不得不”

煤、气、油资源富足，GDP全省第二，一年个蓝天，出门就是熟人，在这样一个中等城市，榆林人民的生活安逸而舒适。“知乎”上有关榆林的热门话题是“为什么榆林人不愿意离开榆林”。

崔磊和妻子刘晓在榆林的两家国企单位上班，工作稳定，女儿在榆林市第一小学上学，直到四年前他们带女儿去西安读书，平静的生活就此打破。

想法也不是突然来的，崔磊总能听到亲戚朋友把孩子转学去西安的消息，也有朋友曾向他提起“要不要把孩子送去西安上学”。崔磊没有想法，但妻子刘晓却总把“去西安念书”挂在嘴边，时不时地提起：“西安有房子，我也有机会去西安分公司上班，干嘛不让孩子去西安接受更好的教育？”

有次，妻子下班回家告诉崔磊，单位有个竞聘去西安工作的机会，她报名参加了，崔磊没拦着。虽然那次妻子没考上，但崔磊的心里燃起了给孩子转学的念头。

做出决定是有原因的。有天崔磊下班回家，女儿正跟妈妈说着学校的事，他只听到一句“我们老师今天在课堂上骂人了”。晚饭后女儿和小伙伴在楼下玩耍，小孩子之间闹得有些不愉快了，崔磊真真切切地听到女儿讲了一句脏话，刺耳的脏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开始认真思量转学这件事，最好的办法还是妻子调到西安。

机会也在这个时候来了，年3月，妻子刘晓顺利地调到西安分公司，崔磊和妻子两人一拍即合：送孩子去西安上学。

一个孩子的转学牵涉的绝不仅仅是父母，背后是一个更大的家庭。崔磊和妻子达成一致不难，难的是怎么说服爷爷和奶奶，刚开始，两位老人都不愿意去，“没有必要，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后来崔磊整天在他们耳边叨叨这个事，爷爷奶奶终于同意了。9月1日女儿开学时，除了崔磊，一家人都在西安安顿了下来，妻子上班，爷爷奶奶搞起了孩子的后勤工作。

因为工作的关系，崔磊只能留在榆林，他也不喜欢西安。崔磊说：“我还是不习惯这个城市，地方太大，生活节奏也紧凑，我还是比较喜欢小城市。”

接受采访的家长大多如崔磊一样对西安没有太多向往，但为了孩子，他们愿意离开榆林。

刘思颖曾经是县政府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当时她每天忙着上班、应酬，孩子基本上见不到她。按照既定的规划，她会像她的父亲一样，在政府工作一直到退休，如果顺利，她应该还会有比较光明的仕途。这个想法在父亲退休时被刘思颖否决了，因为她看到在地方上还算有官职的父亲，在退休后不似从前那般受人礼遇，“以前见你会毕恭毕敬的人，一退休连招呼竟都懒得打了。”

刘思颖突然觉得自己奋斗的事业，最后可能只是徒劳，她放弃了，回归家庭。很多人为她可惜：“国家和家庭培养你好多年，就把你培养成一个家庭妇女。”但刘思颖觉得值：“反正我最多也就再干十五年，十五年以后我是什么，什么都不是，如果再把孩子给耽误了，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

刘思颖的女儿13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辞职后，刘思颖带着孩子去西安雁塔区经九路租了房子，孩子被她送进了曲江一中。“说实话，让孩子到西安来上学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我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孩子爸爸喜欢过安逸的生活”。

年12月，西安高新一中在榆林组织点考，王玲和张永平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让儿子小宇去参加考试，没想到考上了。突如其来的喜讯反倒成了难题，先要解决的是谁去陪读。夫妻两人都有工作，工资也旗鼓相当，王玲和丈夫一时难以抉择。最后考虑到孩子更需要妈妈的陪伴，王玲成了那个选项。当时在一家事业单位搞业务工作的王玲，马上就有一次升职机会，这一切都因为去西安陪读放弃了。张永平说：“在陪读这段时间，我爱人付出了很多，牺牲很大。”

神木的乔莉也带着孩子去西安读书，没什么理由，因为女儿成绩优秀，在周围人的带动下也就去了。

其实大多数陪读家长都跟乔莉一样没有理由。为了培养孩子，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和教育环境，榆林的父母们宁愿错失机会，放弃事业，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他们把对子女殷切的希望体现在对学校的追求上，想让孩子活得比自己好。

陪读的人最煎熬

陪读路上，得与失之间的平衡点在不断倾斜。

崔磊在榆林和西安的两个家严重失衡。西安的家里，妻子单位很忙，公司每天要打卡签到，孩子的接送只能交给爷爷奶奶，爷爷接老大，奶奶接老二。刘晓晚上回家给孩子辅导作业，两个孩子、父母和妻子忙得团团转，而榆林只有崔磊孤家寡人一个。

刚开始崔磊觉得一个人还行，下班后回家熬点稀饭，打扫打扫屋子，时间也就过去了。时间一长，他就很无聊，进来出去都是自己一个人，也没人跟他说话，为此他专门买了一台电脑，回家打游戏。

没有孩子和老婆的牵绊，崔磊成了朋友聚会最好的酒友，他总是饭局、酒局不断，四天里三天有酒局。

这种呼朋唤友的生活会在周五结束，在崔磊单位像他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周五的早上是崔磊抢票的日子，他的手机上有专门订票的闹钟。9点多钟，单位的抢票群热闹起来了，大家相互提醒抢票。5点下班，匆匆在路上买一些吃的，回家收拾几件随身带的东西。晚上9点多，崔磊出现在榆林火车站，过安检、检票进站、上火车。崔磊对K这趟火车再熟悉不过，这几年来来回回一直在坐，“每次我们车厢几乎全是下西安照看孩子的”。

第二天早上6点崔磊到西安，7点40进家门，开启为期两天的周末“战斗”模式。

崔磊的妻子给孩子报了许多辅导班，有奥数、奥语、画画、钢琴，几乎占据了女儿整个周末，崔磊这两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开车接送孩子。星期天早上8点到12点，女儿有奥数、奥语两门课程，课间时间十分钟，崔磊经常踩着铃声送女儿进教室。

整个周末女儿有半天的空闲时间，到了这时崔磊会带女儿逛街、看电影，这都是必须完成的项目。他还得抽空去市场采买一些新鲜的鱼虾，中午由他掌勺，扮演一回煮夫。一天下来，崔磊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晚上逗儿子，陪爸妈聊聊天。“这两天很忙、很累”，但也只有在这两天当中，崔磊才能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星期天晚上，崔磊坐11点的火车，在车上睡一觉，早上他下了火车，直接从火车站去单位，单位常年放着一套洗漱用品。

崔磊也想结束这种在两座城市之间的来回奔波生活，但是他没有调去西安工作的机会。

王玲原本以为到西安以后，孩子会接受更好的教育，未来的路可以走得顺一点，但事与愿违，“孩子在适应，我也在适应，但是比想象中好像要难很多。”

一个新环境，意味着一切要重新开始。新校园、新朋友、新老师，这一切都让小宇感到陌生，小宇一时很难适应。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小宇的脸上看不到这个年纪该有的快乐，脸色熬得蜡黄，背也驼着，越来越焦虑，脾气也大了不少。放学回家，就把自己锁到屋子里，王玲都不敢喊儿子。她说：“有一次我就说了他一次，他就准备背着书包去肯德基过夜。那会儿脾气可大了，像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着。”

自从到了西安上学，小宇基本没在凌晨一点之前睡过觉，王玲跟老师交流问能不能少布置点作业，让孩子早点睡，老师却说“让孩子一点之前睡觉就是犯罪”，觉得王玲在拖孩子的后腿。

王玲那时也变得特别焦虑，牺牲了工作、离开家陪孩子来西安，孩子成绩却没什么起色。后来听孩子同学的家长提起报课外辅导班，她一口气报了所有科目。张永平周末从榆林来西安，看到孩子很吃力，去掉了辅导班，只留了一门练习口语的课。等到张永平回榆林后，王玲又把那些课给儿子报上，“总觉得补了课，成绩就会上去，殊不知那是给自己找安全感。”

那会儿看着孩子越来越沉默寡言，王玲也自责是不是把孩子逼得太急了，可每当周围人谈论起孩子的学习，她就又会觉得自己是对的，“这是儿子这个年纪应该承受的”。考试成绩不理想时，王玲也不会像其他家长那样照顾孩子的情绪，她会直接把自己的不满意传递给孩子，“现在回头想想，我怎么没有站到孩子的角度去想想，也许他是尽力了呢。”

在西安的学习压力下，常常会让孩子和家长产生一种挫败感，即使他考进前十名，但只要不是第一，这种挫败感还是会出现。所以张永平说：“陪读的人最煎熬”。

王玲的陪读生活就是家和学校两点一线，她也不爱走动，把孩子送到学校，就一个人去逛商场，把喜欢的衣服都买上，再把喜欢吃的东西全吃一遍，然后回家，她才会觉得很踏实，心情也会变得好起来。因为一点风吹草动，王玲就会坐立不安，她有时候会想，如果有工作，或许还可以转移一些注意力，而她只是一个来西安的陪读母亲，“我的教育可失败了，应该是不太会教育娃娃，不像人家把娃娃培养的那么优秀，我们娃娃可一般了”。

王玲在慢慢调整状态，但是儿子小宇还是没有进展，反而似乎更严重了，最后直接不跟家人交流，封闭自己。王玲给儿子找了心理医生，然而并没有效果。

适应不了那只能再换环境。初二下半年，王玲和丈夫张永平将孩子小宇转回榆林高新一中，回来后的小宇又经历了一番适应榆林学校的过程，甚至接连换了几个学校，好在西安的学习经历，给小宇的学习打下一个不错的基础，重拾信心的小宇，被保送到榆林中学读高中。

同样是面临焦虑和挣扎，女强人刘思颖有着自己的坚持。从职场到家庭，刘思颖一开始对这个新身份也很陌生。有次给孩子开家长会，刘思颖想跟其他家长交流一下，还没来得及走近，就听到其他家长都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企业主管，刘思颖默默地走开了。这种心理落差让她很受打击，再加上她骨子里面的争强好胜，刘思颖说：“四年来一直在适应，直到今年情况才有一些好转。”

年是刘思颖最糟糕的时候，那时候女儿上初二，儿子也刚开始上学，她早上经常先送女儿去曲江一中，再送儿子去幼儿园。儿子刚刚入学，在学校不是很听话，老师经常找她，刘思颖脾气急了就打儿子。

有一天晚上快十一点了，儿子还在玩，没写作业，刘思颖没收住自己的脾气，又开始打了，女儿说了她一句“妈妈我发现你最近特别爆”，刘思颖才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出问题了。她也试图尽量克制，但老师一找她，她就控制不住。刘思颖说：“幸亏女儿只有晚上回来，偶尔才会看到我发脾气的样子。”

那个时候，刘思颖连人都不愿意见，整天接送完孩子就待在家里，回想自己以前在单位的时候，是多么的自信和优秀，对比现在，没有人认识，生活也乱七八糟。但是她还得照顾好两个孩子，每天变着花样给他们做好吃的，她也拼命吃，硬生生从一百一十斤吃到一百五十斤。

在西安的生活，刘思颖和孩子都很孤独。平时女儿住校不在家，家里就剩下她跟儿子两个人。刘思颖平时话比较少，不太会陪儿子玩，也不怎么说话，所以现在儿子一直害怕说错话，不太会组织语言，“这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我跟他说话说得太少了吧。”

现在回想这些事，刘思颖不知道“去西安”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但是这个对与错似乎又没意义了。因为即使再难，她还是得往前走，不能把孩子转回去，孩子也不愿意。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倾斜的砝码

没有失去什么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晰地知道，一个孩子的成长当中学习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有当砝码曾经有过失衡，曾经被拿来做比量的的时候，我们才重新开始认真地去思考亲情、学习成绩、家庭……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所占的权重，可能只有这些陪读家长才有更深刻的理解。

乔莉把孩子送去西安时只陪了两个月，她觉得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就赶紧回神木，留下爷爷奶奶在西安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她和丈夫每两周会轮流去一趟西安。然而没有那么简单，孩子并不只是需要生活上的照料。爷爷奶奶对孩子的学习课程不了解，也不过问，只会在每次考试时问“考得怎么样”，孩子会很敷衍地回答说“还行”，更不会跟爷爷奶奶提起学校的事。

孩子初中有段时间学习不好，乔莉去西安陪读了三个月，那是她和女儿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虽然那时女儿很叛逆，什么都要跟她对着干，但她觉得是幸福的。那三个月里，乔莉按时接送女儿，做她喜欢吃的可乐鸡翅，晚上女儿写作业，她就静静地坐在旁边看书，陪女儿一起学习。女儿升学要考体育，她也跟着女儿一起练习打篮球和跑步。就是在这三个月相处里，让乔莉开始意识到亲情比学习成绩更重要。

有次女儿的初中英语老师跟乔莉就聊起转学的事，问她女儿当时那么小为什么让她来西安上学，乔莉回答说：“尽能力给女儿最好的条件。”英语老师又反问乔莉：“那你觉得这是不是孩子需要的？你是不是给了她真正想要的东西？”乔莉开始反思自己，到底该不该把孩子送到西安，让她那么小就没有父母的陪伴，她说：“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见证孩子的成长过程。第二个孩子我不会送去西安读书，如果要去的话，我必须陪在身边。”

刘思颖也觉得父母的陪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尤其小男孩更应该多和父亲接触。她有时候思考，是否转学这件事让孩子心理上产生问题。两岁的儿子跟刘思颖一起来到西安，因为孩子爸爸是医生，一周只能休一天假，很少去西安陪她和儿子。所以儿子的成长过程中当中，只有她这个强势、性格暴躁的妈妈。刘思颖觉得儿子敏感爱哭、特别脆弱、玻璃心，都是因为很少和父亲接触的缘故。

王玲和丈夫张永平把儿子转去西安，又转回来，看似经历了一番折腾，但她并不觉得后悔。

转回榆林后，张永平意识到儿子可能是青春期叛逆，对儿子包容了很多，他说：“叛逆是人性的一种修正，相当于一种自我保护，是被动的应激性反应。”

小宇最后考上了湖北大学，虽然不是、，但是张永平很满意。现在的他和以前相比，教育理念要更成熟一些。张永平周围有很多陪读家长，有的家长面对失望的结果痛苦，觉得这些年的辛苦付出都是白费力气。但张永平认为不能只看到表面结果，而是要看到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人生有很多的机会，并不只是取决于高考。”

在张永平看来，有些父母有人生阅历，清楚现在的生活并非取决于当时上学时走错的那一小步。而有些父母对于孩子上学会有一种执念，只希望孩子完成自己的意愿，“其实家长只是担心自己身上的不如意在孩子身上复制。”

“人生不一定要按照这样的设定模式来走，但是人们往往就是想要抓住这样的机遇”，张永平也曾对孩子有一个预设：想要把孩子塑造成自己心中的样子：名校毕业，进世界五百强企业或者事业单位，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家庭伴侣，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现在张永平不这么认为，“有钱也不一定幸福，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觉得孩子学习好不好，想不想弄清楚学习问题是孩子自己的意愿，“考到某个大学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保持求知的积极性。”

每年西安五大名校在榆林地区的宣传都近乎一种商业广告，“状元你是否值得拥有？”给了家长们一种心理暗示，似乎进了五大名校就能上北大清华。事实上每年五大名校的附属小学、初中直升占比并不高，只有1/3。显然这是由社会的价值体系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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