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西峰这座城丨关于西峰的个人叙事马野

作者简介

马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诗刊》《星星诗刊》《读书》《散文》《飞天》等报刊发表诗、散文、小说等多种题材的作品，两篇作品被《新华文摘》转载，一篇入选高职大专《语文》教材，出版个人文学作品集《独屋里的灯》。

作者声音

马野创作谈02:23来自掌中庆阳

散文

俯瞰西峰新区。俄少飞摄

关于西峰的个人叙事

文/马野

这只是关于西峰的个人叙事，没有史实，没有考据，只有记忆。

我叙述的起点是年。

——题记

西峰的街

史料上记载，西峰有一百多年的建城史，到年的时候，城墙、城门这些古老城市的标记都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老城、南城壕这样的地名和一些长着瓦楞草的青砖灰瓦房。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小什字的东北角，就是现在金象大厦的那个地方，还是一排上木门板的门店，我和朋友曾靠在柜台上喝过两毛钱一碗的散酒，颇有些咸亨酒店的意味，我们也如孔乙己似的，穿着长衫站着喝酒，不过没有茴香豆，也没有给人讲过“茴”字的四种写法。

●曾经的西峰小什字街景。（资料图）魏锋征摄

到年，我正式落户西峰的时候，西峰虽然是地委行署所在地，但仍然属于庆阳县所属的一个镇。那个时候，西峰已经形成了以小什字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西峰虽然是个小城，但城市框架却不小，四条大街，特别是东西大街很长，只是布局很松散。街道两侧，隔一大片农田一处村舍，又可见一个单位、一座工厂。西到地毯厂，东到皮革厂，医院，北到林校。那时候的工厂真不少，农一厂、农二厂、电机厂、毛纺厂、火柴厂、副食厂、烟厂、酒厂、药厂……磨面机、发电机等多种机械，衣物、食药、烟酒等生活用品都能制造。有小什字就有大什字，街面上流传的话是“大什字不大，小什字不小”，之所以有这样的怪相，恐怕由于大什字是老中心，小什字是新的中心。电影院、百货大楼都集中在这小什字，但电影院的对面还是农田。周围有许多半明半暗的土庄子和地坑院，这些土庄子和地坑院要是保留到现在，加以改造和美化，恐怕就成了最能体现黄土大塬上城市特色的地方了。可以说，那时候的西峰没有城中村，而是一个村中城。后来，一步步填充改造，城内的村落一个个消失，原来的西峰才变成了真正的城。西峰城市外延的扩展延伸，才是近十几、二十年的事。

除过四条大街，还有一条短短的桐树街，叫作街。据说桐树街曾经桐树夹道，现在没有了桐树，桐树街只保留在市民的习惯称呼中。以前西峰最多的是巷，有一些好像比较古老，炮台巷、箭道巷；有一些不太久远，但也有历史的故事和传奇，国民党专员公署所在地，就叫专属巷，中共合水县委、县政府秘密临时办公地就叫合水巷；有一些则是原本的村落名称，郑家巷、老城巷；更多的巷原本没有名字，因为某个单位的入住，就约定俗成以单位命名了，卫校巷、交校巷、工校巷、副食厂巷、张三家具巷。这些巷子大多坑洼不平，曲里拐弯，里面居住的基本是农村群众，除过少数的老市民，大多数单位还没有家属楼，职工没有自己的住房，都居住在单位里面。

西峰尽管有四条大街，但街上没有几辆车，也没有什么交通标志。小什字曾有过一个警察执勤的岗楼，后来也撤了。西峰刚有红绿灯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有“红灯停，绿灯行”的意识，路口两边站两个人，拉一根绳子，红灯时拉起来，绿灯时放下来。“两个老汉一根绳”，作为笑话传扬了许多年。

●年的西峰。（资料图）

西峰城，上世纪九十年代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造，南北大街拓宽，拆了许多破旧的房子，逐步新建了一些高大气派的建筑，快速的发展，巨大的变化，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现在的西峰，有几条纵向的大道，有许多条纵横交错的路，许多繁华的街，当然小巷仍然存在，但大街上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堵车成了市民的烦心事，停车成了难肠事；小巷里路面平整，夜晚，也亮起了路灯。西峰仍然不大，但已经有了现代化城市的气象。

西峰的景

西峰虽然是个小城，但毕竟是庆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然是许多没有出过远门的庆阳人，尤其是像我这种乡里娃所向往之地。

到了西峰，首先要去的当然是小什字。

小什字有电影院，后来修建了百货大楼、金象大厦，是西峰无可置疑的文化中心、商业中心。上世纪八十年代建成的百货大楼，现在想起来仍然气派、漂亮，一点儿也不落伍。后来又在小什字的中心，修建了一座花坛，花坛的中央矗起了一座巨大的雕塑，雕塑的是四头大象，象背上一颗大圆球，圆球上站着一个手持飘带、神采飞扬的女子，显示着这座年轻城市的朝气和活力。花坛里摆着几个照相的摊位，初来西峰的人，在这里留个影，算是到此一游。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的金象大厦，12层，是西峰第一座高层建筑。现在电影院拆了，百货大楼拆了，花坛没有了，雕塑没有了，金象大厦还在，上面几层到现在也没有投入使用，又建起了几座更加宏伟的大楼，小什字仍然是西峰的中心，但只能说是老城的中心，昔日的景象只能存在发黄的照片和依稀仿佛的记忆中了。

公园是城市才有的休闲游乐场所，涝坝是农村蓄水防涝的设施。西峰原有一个涝坝，就叫东湖，在涝坝原址上建起的公园，是西峰第一个公园，就叫东湖公园。

●东湖公园。赵彩霞摄

西峰的东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涝坝，上大学时路过西峰，去一个同学家，必须经过这个涝坝。涝坝边是一个苹果园，有高大的围墙，墙边只有一处脚宽的地方可以走人，紧贴着墙壁才能勉强通过。与人狭路相逢，很难错过，遇着扛着自行车的人更加艰难。城里面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大涝坝？直到去年，编写一本关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文史资料时，才搞清楚这个涝坝也是为了蓄水防涝。年，由于水土流失，沟头延伸，小小的西峰城面临一分为二的危险，正好有一支黄委会的探测队，坐着马车来到西峰，地委行署紧急求援，他们给出的方案就是建一个涝坝，这个涝坝护卫了西峰四十年。涝坝不是风景，但也是孩子们的乐园，夏天游泳的，冬天滑冰的，平常捞鱼虫的。尽管通行不便，倒也没有听说有人掉进涝坝的事。

涝坝可以是孩子们游玩的地方，火葬场也可以是青年人散心的去处。

我在西峰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卫校巷，四周都是农田、村舍、猪圈、草垛。浓雾弥漫的清晨，大雪纷飞的日子，经常一个人走进田野，感受那种地老天荒的宁静。向东而去，沿着乡村土路，走过几个庄头，就走到了塬畔。晴朗的早晨，可以看到太阳从对面的塬上冉冉升起，那种喷薄而出又迎面而来的感觉无比壮阔；夏日的黄昏，可以敞开胸怀尽情吸纳习习的凉风，体会鸟儿海阔天空的自由。山头上是一个火葬场，沿山坡而下是一层一层的坟墓。我曾逐个看过坟头上的标记，有的是高大的墓碑，有长篇的碑文，歌颂墓主的丰功伟业；有的只是一根细短的木条，寥寥的几个字，记载着死者的姓名生卒年月。这些文字都是历史，都是文学，是一个陌生人的一生一世。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癖好，而是小城郁闷文学青年放逐心灵的共同之地。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庆阳没有著名的风景区，但处处都是风景，包括塬峁、沟壑、山梁，平展展的黄土大塬更是绝世风景。

西峰也有真正的风景名胜。作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试点的南小河沟，山坡上树木繁茂，沟底里水波荡漾，是难得的山水形胜之处。秋天里，三两好友，骑自行车来到这里，躺在厚厚的枯草之上，眼望湛蓝的天，飘飞的云，满腔的烦闷就腾空了。北石窟寺开凿于北魏，是庆阳著名的古迹，我曾多次带学生来过这里。那时候没有通达的汽车，就到处借自行车，两个人一辆。从卫校巷到北石窟寺，少说也有30华里，去的时候一路下坡，兴致勃勃，高歌猛进；回来的时候，难免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但情绪仍然高涨，人人都是见了世面、收获满满的样子。那时候真年轻啊！学生年轻，老师年轻，西峰城也很年轻。

西峰的行

年，我大学毕业来到西峰。长途班车上拉着我大学五年购买的书籍、订阅的杂志，十几只纸箱子，别无长物，连被褥都统统扔了。那时候的西峰，没有任何城市公共交通，汽车站里只有拉活儿的架子车。我满身只剩五角的一枚硬币，是纪念币，拉车的人不认识，不愿意收，还是门房的师傅解了围。后来逐渐有了人力三轮车，在车站拉货，也在街道拉人。远远地大喊一声：“三轮——”坐在车边上，穿街过巷，现在想起来，简直像笑话。再后来，有了黄包车。西峰虽然处在董志塬腹地，城区却并不平坦，西高东低，由东向西的几道长坡，黄包车如果再拉上两个大胖子，真够不容易的。

西峰开通公交车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事了。起初只有两辆淘汰的大轿车，南北通行。因为车次太少，没有乘客，为了拉生意，上车给发水果糖，终点站还支着锅，免费提供米汤。这种经营方略，亘古未闻，可以列入天下奇谭了。足见西峰公共交通起步之艰难。

公交车举步维艰，“地老鼠”大行其道。已经迈进了新世纪，西峰的城市公共交通主要还是“地老鼠”，就是摩托车改装、带有车厢的小车子。“地老鼠”是西峰人的俗称。不知是谁首先叫出这个名字的，很形象，很有才。“地老鼠”给市民出行带来了方便，也给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危害，政府坚决取缔了。这之后，以公交车、出租车为主体的公共交通才逐渐发展起来了。

我上大学时，从西峰到兰州的班车要走两天，需要翻越六盘山，穿过华家岭。那时候的道路坎坷崎岖，汽车老旧，如老牛一般，一路“硁硁吃吃”，加上翻山越岭，几乎每一次行程都会遇到几起事故。如果是冬天，冰雪路滑，人仰车翻的事情司空见惯。我从县上到西峰虽然用不了一天时间，但到西峰以后已经没有发兰州的车，去趟兰州就要三天时间。我们同学最远的远我几倍，但路上耗时最长的就是我们庆阳所属县里的同学了。

西峰距兰州公里，距西安只有多公里，现在一天往返西安也是稀松平常的事，但那时也要整整一天。陕西的高速修到长武以后，庆阳人下了高速，从凤口向北，走上回家的崎岖山路，直感慨：“真是回到老区了啊！”这种状况，直到十多年前西长凤高速公路通车，才得到彻底改善。

西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了飞机场，但飞的时间少，停飞的时间多。我刚毕业的时候，飞机还在飞，但只有飞兰州的一条航线。那时候，坐飞机不是掏钱买票就行了，达到一定的级别、单位开介绍信才可以。因为单位一项时间比较紧急的公务，我才有机会第一次坐飞机。飞机只有24座，两两相对而坐。飞机倒是很快，飞行不到一小时，但从机场到兰州市区，足足需要四个小时。后来，飞机长长久久地停飞了，飞机场成了练车场，西峰许多业余司机就是从这里练出手的，包括我。因为练车，还催生了一个地方饮食品牌——彭原臊子面。起初，是练车的人饿了，去到农家，请求给做一点饭，掏几块钱；后来，需要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就开起了店。

现在就无须多说了，高速公路横贯南北，十几条航线，飞往十多个大城市，跨过普通铁路，直接进入高铁时代，70分钟可以到达西安。东西南北的路都打通了，日行千里都不算快了。

西峰的吃

那时候的西峰，不要说酒店，饭馆也很少，吃食都是沿街摆摊叫卖。卖饸饹面的，荞剁面的，豆腐脑的，清汤羊肉的。西峰现在著名的一个清汤羊肉老店，最初就在军分区门前摆摊，后来搭了一个铁皮的小房子作为操作间，顾客还是在街边蹲着或坐着吃。秦霸岭有一个市场，市场里有好多家卖饸饹面的摊位。军分区街道两边有卖菜的，也有卖各种小吃的。有一家卖锡壶烧的黄酒，我们一帮文学青年，在这里还接待过省城来的诗人、主编。

●美食的诱惑。陈飞摄小什字无愧于它中心的地位和名声，它的白天繁华热闹，夜晚香气四溢。小什字的夜市，是几代西峰人永久的记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炒凉粉、蒸鸡肉。炒瓢几番颠动，一阵滋滋啦啦的响声，一碗热腾腾、软乎乎的炒凉粉，香味直入心脾。蒸笼揭开，水汽氤氲，香味缭绕，蒸鸡肉的味道弥漫了整个十字街头。我由于居处偏远，交通不便，直接去吃的机会少，假期里，单位的灶停了，就让居住在城里的同事晚上回来给我带一点。一天就这一顿饭，既能饱腹，又能解馋。

西峰有几家国营的食堂，街上少有饭馆，更没有酒店。来客了，自家做饭待客；逢年过节，亲戚朋友、单位同事，挨家挨户轮流吃；一张小饭桌，一间小房子，坐着的，站着的，还有坐没处坐，站没处站，游走流动的。有红白喜事，也是自搭炉灶，请厨师做；我刚刚上班，一个同事出嫁女儿，只搭五毛钱的情。

我参加工作几年之后，火柴厂门口开了一家川菜馆，只有两间门面，一对小姐妹经营。单位的同事下班以后，常常相互邀约来到这里，点几个菜，喝几瓶四五块钱一瓶的扳倒井或孔府宴。吃喝结束算账，按人头均摊。这应该是西峰最早的“酒店”，远在南大街地委院子里的年轻人也常来这里。

当时，西峰最高档次的“酒店”叫“泥阳春”，就在原来庆阳一中的斜对面。说是档次高，其实还是三间土坯房，摆了几张圆桌；档次主要体现在老板兼厨师，据说在中国驻某国大使馆做过饭。大使馆级的待遇我们享受不起，好在老板是我学生的父亲，学生毕业的时候请几个老师同学吃了一次。大使馆级别的饭菜怎么样，现在已经淡忘了，那种荣耀的感觉至今还在。

西峰的餐饮业发展极为迅速，进入21世纪以后，真如雨后春笋。川、湘、粤各种菜系，火锅、中餐、西餐，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处灯红酒绿，顾客盈门。有食客掷出豪言：“一年吃倒一家酒店”，虽然并非虚言浪语，但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者，代不乏人。

近些年，西峰的餐饮类型更加丰富，继德克士之后，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相继入驻，年轻人和孩子们有了大快朵颐的去处。

饭馆毗连，酒店林立。家里来客，酒店接待；有事相商，酒店会面；许久不见，酒店相约；红白喜事，酒店承办。就连家人聚会，老幼生辰，除夕年夜饭，也是订酒店。规格档次高了，方便了，就是少了那种其乐融融的烟火气。经常有机会进酒店了，想吃一碗地道的炒凉粉、一块蒸鸡肉，却极其难得。

西峰的人

西峰人真是够淳朴的。那时候人们见面打招呼还是问：“吃了吗？”电话还不普及，家庭电话很少，一个单位也就几部，主要领导办公室装一部，单位办公室装一部。打电话时不是先自报家门，而是问对方：“你是谁？”流传着几个亦真亦假的笑话。电话接通，打电话的人问“你是谁”，接电话的是一个领导，可能正深入思考重大的问题，也可能是习惯了被称呼职务，一时竟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在电话里犹疑不定，反复嘀咕：“我是谁？我是谁来？”想了许久，好像恍然大悟：“我是那某处长。”有一个人接起电话，对方颇有些礼貌，问“你贵姓？”那人脱口答道：“我贵孙。”电话的普及真是太迅速了，尤其广大农村直接从“有事隔沟一吼”，跳跃到了移动通讯时代，所以现在在公共场合经常听到有人大声通话，一点也不用奇怪，因为他们以为拿个手机就可以隔着更大的沟吼了。

电视的普及也很快。差不多的家庭都有了彩电，但电视频道只有三四个，几乎每家都订一份广播电视报，把一周要看的节目提前勾画出来，只怕错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响起，标志着夜晚的来临。那真是电视事业的黄金时代啊！现在几百个电视频道，观众人群却急剧萎缩，就剩下一些中老年观众还在电视机前坚守。

与电视同时兴起的还有舞厅和录像厅。只要有一间大房子，就可以开一个舞厅。几毛钱买一张票，就可以“嘣嘣嚓”“嘣嘣嚓”跳起来。舞厅是西峰人的交谊之地，也是是非之地，成就了一些美好姻缘，也引起过一些打架斗殴的事件。单位有一个退休职工，酷爱跳舞，每天必跳，逢场必到，据说有点“老不德性”，有时候一圈邀遍也没有人应邀。录像厅也很火爆，走在大街上，随处可以听到李小龙之类的“嘿——哈”“嘿——哈”的打斗声，那时候香港武打片在西峰非常流行。舞厅、录像厅还必须有个“厅”，卡拉OK在大街上也可以唱，一把椅子，放一台电视机，DVD机，几盒流行歌曲磁带，一块钱就可以放歌一曲。

电视兴起的同时，电影衰落了。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在西峰电影院看了最后一场电影，是《真实的谎言》。后来，西峰电影院关门了，再后来拆了。西峰又一个时代的印记消失了。

与电影一起衰落的还有传统民俗文化。以前，三天年一过，社火就开始踩街了。一支支穿红挂绿的社火队伍，穿街过巷给大众表演，也给单位、企业、门店上门拜年。社火来了，放几串鞭炮表示欢迎；表演结束，给一些瓜子、糖果、一点钱，表示感谢。直到正月二十，社火集中表演，这是西峰的传统民俗，政府要出面组织，还要评比。过了二十，西峰的年才算过完了。后来，人们慢慢不再愿意接待社火表演了，正月二十的社火集中表演也终止了。

西峰尽管小，也偏远落后，但那毕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仍然春潮涌动。西峰有一所庆阳师专，十几所中专，无论所学什么专业，每一所学校都有至少一个文学社，包括中学。还都自办着手刻蜡版、油印的刊物。西峰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出现了一批以西装革履、长发过耳、说普通话为鲜明标志的年轻人，他们大多从外地求学回来，带着激情，带着新的知识，新的思潮。街上有好多家报刊亭，《人民文学》《诗刊》《散文》《足球》《武术》《南方周末》，当然少不了《读者》，许多报刊都可以买到。一次，接到《星星》诗刊的用稿通知，心情激动，等不到样刊寄来，在刊物即将上市的几天，天天骑车到小什字报刊亭问询。又一次赶到报刊亭的时候，发现一个人刚买了一本，边走边看，一向不愿跟人主动打交道的我，鼓足勇气赶上去招呼，才知道这人叫贾建成，是农二厂的一个工人，也是一个爱诗的人。贾建成后来下岗了，到处打工供养孩子上了大学，现在还在写诗，出版了自己的诗集。

那时候，西峰有一批激情澎湃的文学青年，三五相聚，谈诗论文；经常举办讲座、研讨会、朗诵会，充满了文化的气息。莫言刚刚走红，电影《红高粱》上映，争议不断，褒之者捧上天，贬之者踩入地。一个人招呼，几十个人响应，就可以展开热烈讨论。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态度都极其端正认真。

在这批文学青年中，经常可以在知名大刊发表作品的有二十多人。《北斗》杂志、《陇东报》是初学写作者的圣地，聚拢了一大批作者，也培养了许多新人。我那时候还没有写出什么作品，也到处给人讲课、签名，受人追捧。许多不是我所任教学校的学生，至今仍然称我老师，大谈我当年的“风采”，真让人脸红。

世事变迁，当年的文学青年已经垂垂老矣，坚持写作、以文学为业的人很少，但无论从事什么职业，终生读书学习的人很多。阴差阳错，我也没有想到会走上从政之路，但经历过的那个年代值得永远怀念。

西峰的我

我第一次到西峰，大约是年，是来看望在西峰工作的姐姐，以后又来过几次。上大学以后，每年的寒暑假都要经过西峰，至少要住一晚，都是住在同学的家里。直到年大学毕业，正式落户西峰，至今已经35年了。

我的第一个单位，地处偏僻，远离小什字。有两栋三层的砖混楼，容纳了全校的教室、实验室、学生宿舍、教工宿舍。新建的一座三层单面楼，是办公楼。校园没有硬化，下雨下雪满地泥泞。通往主街道的也是一条土路，连续几天阴雨，大卡车陷入其中，不到云开雾散、泥水干结，就开不出来。但我很满足，跳出农门，不用黑水汗流土里刨食；住了几年干板凉床，吃了几年冷馒头，最高理想就是吃上热乎饭，目标也达到了，没有什么不满足。

生活中的难题也有。那时候大家都生活不易，一个家在外地的单身职工困难更多。

我的宿舍是一楼朝北的一间，北向开了一扇窗，东向两楼之间的夹道又开了一扇窗。破楼烂窗，三面透风。没有暖气，到了冬天，学校发一些块煤，发一些沫煤。沫煤要和上土，自己打成煤砖。火炉泥不好，老打倒烟，炉火从来就没有烧旺过。最难的是吃饭，平常就上学生灶，教职工的特权就是直接进到灶房，打上饭，在案板头上吃。放寒暑假以后，灶停了，街上饭馆少，吃不起，离得也远，一天常常只吃一顿饭，甚至一顿不吃。有了孩子以后，在单位侧边的一排平房中，把原来作为厕所的房子又给我分了一间。房子低矮，阴暗潮湿，必须打煤床。用麦草点燃烧成灰烬作为火种，放到床板下，覆上一层细煤沫。这绝对是个技术活，我只有在热心邻居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孩子满月正是腊月二十九，自己蒸了一些馒头，亲戚送来一条猪腿，用火筷子烫了烫，煮了，就在这个“厕所”里过了年。

后来单位集资盖家属楼，我需要交一万一千元。那时候的一万一千元绝对是巨款，东拼西凑来的钱，放到茶几上，竟是一大堆，那是我平生一次见过的最多的钱。为了还债，在单位强烈的反对下，我偷偷在民办的职业学校兼课，最远的上课地点在后官寨的中心村，距离大约20华里。我以助讲的职称拿着讲师的课时费，每节课五元，为了节省时间，一天上六节课，真是声嘶力竭。

楼房住上了，但那个楼房，东西朝向，西边的窗前是一个大单位厕所的后面，东面冲着农户的猪圈厕所，门前一条土路，一头还是一道长长的土坡。没有暖气，品字形结构，自己遮着自己的光。经常停水停电，有时一停就是一星期、半个月。炉火生不旺，电热毯用不成，整天蓄水、找水、挑水、等水，那真叫一个艰难呐！但孩子照样一天天长大，日子照样一天天过去。

再后来，过着和大多数人一样的日子。一切过往，都成了序章。

创作谈

一位市民关于一座城的个人叙事

马野“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发出的感慨。真是“弹指一挥间”呐，如今我在西峰工作生活也已经35年了。35年，出生了几代人，消逝了几代人。35年，我由一个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白发如雪、迟钝健忘的老者；35年，西峰由一个偏远落后的农村小集镇，变成了颇具规模和气势的现代化城市。35年，西峰和我都变了，我变老了，西峰却变得更加年轻，更加充满活力。对于一座城而言，35年里，许多翻天覆地、可歌可泣值得史家记录，值得治理者总结。对于我而言，只是这座城市普通的市民，感受到的是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在日常生活里，也常常回忆、怀念、慨叹。回忆我与西峰的往昔，怀念小什字的繁华，慨叹人世之沧海桑田，但都是随性而散漫的，从没有想过付诸文字。《陇东报》“我与西峰这座城”的策划，一下点燃了我思绪的火花，打开了叙述的出口，让我在拉杂的事务中，忙里偷闲，一口气写下八千多字。这只是一位市民关于一座城的个人叙事。没有史实考证，没有宏大主题，甚至没有歌颂赞美，就算是一块粗劣的砖吧，也希望能引出一连串的珠圆玉润来。

发布丨马瑶

审核丨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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