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中国发展到周王朝,周公制礼作乐
作者
度阴山
摘自
《知行合一五千年：度阴山讲中国史》
01、周武王灭商：吊民伐罪
整个商王朝，政治斗争始终很激烈，所有领导人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推翻前任领导人的政治举措，如此反复的政治运行，给王朝带来了灾难。最后一任领导人商纣上台后，王朝已破败不堪。
商纣王初登王位时，精力充沛，文武双全，英明果断，他大刀阔斧地对旧有体制进行改革，惹恼了很多既得利益者。纣王强力镇压，对反对他改革的各路诸侯痛下杀手，对东方叛乱的蛮夷，更是采用铁血政策，不分青红皂白地以武力镇压。商王朝的主力精锐都被牵制在东方战场，有人劝阻纣王说，应以道德教化为主，否则几百年前获得的天命将转移。纣王高傲地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生不有命在天）。”他相信天命在自己这边，区区蛮夷根本不可能转移天命，发动革命。
东方蛮夷的确没有力量，但西边的周部落（其根据地在一片叫作“周”的平原，所以称为“周”）却早就开始积聚力量，如几百年前商汤觊觎夏王朝的宝座一样，现在，周部落也开始觊觎商王朝的宝座。
周人据说是帝喾的子孙，尧时，周部落的酋长弃发挥工匠精神，把务农发挥到极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周部落开始缓缓西迁，最后在陕西岐山扎根，大概是他们的祖先通过奇异法术知晓了此地最适合种地。商王朝统治中国时，周部落给商王朝进贡粮食，得到历代商王的好评。周部落在商王朝的保护下，偷偷发展自己。到了商纣时代，它已经成为西方唯一的霸主。
商纣王并非没有注意到西方的周，只不过东方的蛮夷还没有被消灭，主力部队不能调回，所以他对周采取的是笼络政策。周部落的酋长姬昌（文王）领导周部落后，商纣王发现大事不妙了。
姬昌性情温和，有仁义之心。他发挥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在部落内施行仁政，大肆笼络各地诸侯，礼贤下士，各地的能人志士纷纷跑到周部落，为其卖命。
商纣王当然知道姬昌这套路，所以将他骗到首都，强行拘留。后来，姬昌的儿子姬发运送了无数粮食到商王朝首都，姬昌才被释放。
姬昌在拘留所时无所事事，于是琢磨“”“”这两个符号，后来就搞出了《易经》。中国传统思想其实就是这两根棍子，阴阳交合，产生万物。《易经》是“易”，“易”是“变易”，天下一切事物都符合这个套路，没有固定的标准，所有的事物都是动态的。这就要求我们为人处世不要墨守成规，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有变易的思维。
从拘留所回周后，姬昌对儿子姬发说：“经过我在商都城这段时间的观察，它快完蛋了，咱们要加速准备。”
姬发兴奋得发狂，但姬昌老谋深算，他说：“咱们现在手中的人才统治周部落可以，若要统治天下，必须要有能力更强的人。”姬发立即张贴告示，寻觅天下人才。很多人才都跑来面试，姬昌板着脸不作声，这种表情告诉我们，姬昌还没有找到帮他统治天下的人才。
半年后，有人来告诉姬昌，有个白胡子老头儿每天都在渭水支流磻溪钓鱼。他的鱼钩不但是直的，而且根本不放进水中。
姬昌惊叫起来说：“这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人才。”
他跑到渭水河边，果然看到一个老头儿在那里安静地坐着，直直的鱼钩在阳光下闪出夺目的光芒。
姬昌对他说：“你这种方式是钓不到鱼的。”
老头儿回答：“谁说我在钓鱼？我是在钓天下。”
姬昌惊喜万分，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才。”
如你所知，这个老头儿叫姜子牙，后来成为周王朝开国第一功臣，在神话语境中，他是封神者。姜子牙本是人，人能封神，这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思维的伟大之处，人创造一切，包括神。
姜子牙辅佐姬昌后，周的力量一日千里，姬昌去世前，周的疆域已经西到今天的甘肃灵台，东北到今天的山西黎城，东到今天的河南沁阳，直逼商王朝的首都朝歌（今河南省北部鹤壁市淇县，商纣王在此建都）。此时，周拥有的疆域已经比商王朝的要大，国富民强，灭商指日可待。
不过，姬昌似乎并没有灭商的打算，他曾对儿子姬发说：“如今咱们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只要咱们继续埋头苦干，用开放、仁义之举来治国，剩下那三分之一土地上的人们迟早会来投奔咱们。”
姬发说：“迟不如早。”
姬昌一死，姬发就开始了对商王朝的灭亡计划。
虽然商王朝的疆域只剩下天下的三分之一，但姬发和姜子牙仍然小心翼翼，他们派人到处跑关系，拉拢被商纣王欺负的诸侯。这些诸侯联成一体，对姬发说：“发哥，干吧！”
姬发问姜子牙：“如何？”
姜子牙沉思许久，回答说：“当初商汤灭夏桀，先是搞宣传战，用道德作为武器把夏桀搞臭。咱们应该尊重历史。”
姬发说：“正合我意，搞臭商纣。”
所谓“搞臭商纣”，就是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训斥纣王，让纣王成为小人，自己则是君子。
这种模式，在未来的几千年中，时常被伟人或者野心家使用，不过能不能产生效果，还要看实力。
姬发训斥纣王说：“你们家族喜装神弄鬼，搞得整个中华都装神弄鬼。你们又抢夺民财，供自己挥霍，喜好美女甚于喜好政治，连年讨伐兄弟国和淳朴的蛮夷，民不聊生。苍天明示我，天命已转移，我周国姬发，现在就要吊民伐罪（慰问受害的百姓，讨伐有罪的统治者），干掉你。”
“吊民伐罪”是后来中国的政治家（成功的）、野心家（失败的）准备造反时，必然使用的一种宣传手段，没有这个手段，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说自己是造反派。这就如后来的孔子所说的，必须师出有名。
姬发将这些话刻在商王朝盛行的甲骨上，到处传播。历史没有记载这份替天行道的檄文是否产生奇效，姬发似乎也不需要奇效。公元前年年初，他联合被纣王欺负过的诸侯，率领兵车三百乘、特种部队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直奔商王朝首都朝歌。半个月后，伐纣联军抵达离朝歌三十五公里的牧野。
纣王和他那拥有惊世美颜的小老婆苏妲己正在朝歌城中寻欢作乐，丝毫不承想到姬发会真的造反。可告急文书铺天盖地地送来，纣王这才相信姬发果然是大逆不道的叛乱分子。纣王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什么天命转移，都是胡说。天命就在我这里。”
他集结的首都卫队，只有可怜兮兮的千余人，主力部队正在东方和蛮夷作战，不能马上赶回来。如今只能咬牙一战。有人提醒他，朝歌监狱中有十七万（数字夸大）罪犯，可以将他们释放，交给他们武器，让他们去剿杀叛徒。
纣王说：“这些囚犯比姬发好不到哪里去，我担心他们临阵倒戈。”
大臣们齐声说：“死马当活马医，管不了那么多了。”
纣王只好释放囚犯，但不发放武器，这些囚犯出了朝歌城，只能临时捡拾地上的木棍当作武器，这群人乌泱泱地来到阵前，姬发英姿勃发，手持宝剑，姜子牙站在兵车上，闭着眼摇头晃脑，好像在施法。
纣王和小老婆苏妲己告别，两人抱头痛哭，纣王哭完就擦干眼泪，提着他的宝剑来到战场，和姬发正面相对。他先臭骂姬发犯上作乱。
姬发回答：“我是吊民伐罪。”
纣王说：“我的军队在东方，你这是趁火打劫。”
姬发笑着回他：“我向来斗智不斗力。”
纣王气炸了肺，说：“我有上天护佑，天命根本不可能转移到你那边，你在逆天而行。”
姬发说：“你杀忠臣比干，挖了他的心，宠信你的老婆苏妲己，搜刮民脂民膏满足她的淫欲，这才是逆天而行。”
纣王狂叫起来，下令他的罪犯部队冲锋。罪犯部队拎着各种棍子向前奔跑，后面则跟着纣王的监督部队。当罪犯部队冲出一半时，突然奇迹发生——他们掉转矛头对准了纣王的监督部队，姬发高兴地跳起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运气，于是下令全线进攻。
经过纣王改革的商王朝军队，尤其是首都卫队，虽然人数极少，却拥有无敌的战斗力。姬发和各路诸侯的联军还有那些罪犯，多次将纣王的卫队包围，可就是无法全歼。不过，好虎架不住群狼，太阳落山后，纣王的首都卫队所剩无几，纣王本人也只好逃回朝歌。他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投降，要么自杀。经过深思熟虑与精心检讨，最终，他选择了后一条。他跑到粮库（鹿台）上，把自己点着，一动不动地火化了。
不过，还没等他的尸体被火烧透，姬发就率领着军队和那个罪犯部队冲破朝歌，把他的尸体从火里拖出来，切掉脑袋，并向烧焦的尸体射出三箭，以示替天行了道。
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后来中华礼仪之邦的开拓者的周王朝，其领导人对敌人尸体的做法如此让人惊骇，这就是当时的文化，它野蛮无礼，却蓬勃向上。
在纣王的尸体被侮辱后，商王朝就此灭亡，姬发革命成功，建立周王朝，姬发就是历史上的周武王。若干年后，儒学兴盛，儒家学派对“汤武革命”赞赏有加，认为诛杀暴君是对人民和民族的担当。不过，儒家学派最赞赏的不是汤武，而是姬昌。他与儿子姬发形成鲜明对比，姬发被称为“武王”，他则被称为“文王”。
姬发认为得天下应该靠“打”，所以应该动武，姬昌则认为得天下应该靠“和”，所以应该用道德来感化敌人，让恶劣的敌人良心发现，最后改邪归正，这是一种“和”的精神，其最终结果是天下无敌——有敌人，我把你“和”成朋友。
至于是选择“打天下”还是“和天下”，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所以中国人始终以和为贵，如果实在感化不了敌人，那就只能火化他，开打。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姬昌）武（姬发）之道”，以文为主，武不是不重要，动武的目的还是止戈，还是“和”。
商纣王死后，他的小老婆苏妲己也被判处斩首。但她太美了，刽子手举不起刀。周武王的军队总司令姜子牙闭着眼举刀，但心中有妲己。最后，他叫人把苏妲己的脑袋包起来，让刽子手把它当成一个大馒头，手起刀落才算大功告成。在后来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苏妲己被描写成一个由狐狸精变化的美女，她拥有至美容貌和狠毒心机，用吹枕边风的方式把纣王变成了恶魔君主。
至此，对中国厥功至伟的西周王朝开始了，巨变也开始了。
02、周公宏图
没有周王朝，中国绝对不是今天的中国。如果说夏王朝夯实了中华的地盘，商王朝给中华带来祭祀和理性占卜，使中国别具一格，那么，周王朝就是给中国注入了灵魂——礼仪，中国几千年来自称和被称为“礼仪之邦”，全是周王朝的功劳。
而将此灵魂注入的一线指挥官就是周公。周公，名旦，为了表示对他狂热的敬爱，我们称他为“周公”。
周公是武王姬发的老弟，灭商几年后，姬发一病而逝，其子姬诵（成王）只有十二岁，所以一向以贤良著称的周公当仁不让来辅政。实际上，这是一次变相的禅让，当最高领导人不能执行自己的意志时，就会有人遵循传统，把有能力执政的人推到前台，周公就是这样的人。
姬发灭商，靠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力量，还有各路诸侯的力量，商王朝地盘广大，实力雄厚，姬发以斩首的方式夺其首都，虽然灭其名，却未灭其实。在东方战场，商王朝的主力部队仍然在。即使在已经投降的地区，潜在叛乱仍然存在。姬发在位时，劳心劳神，始终与商王朝旧势力苦心周旋。
他死后，周公面临重大危机。姬发在位时，不能彻底消灭商王朝后裔的力量，所以暂时将他们中力量最强的家伙分封为诸侯，这个最强的家伙就是殷国的武庚。为了监视武庚，姬发特意将三个弟弟分封为诸侯，三个诸侯在武庚西面形成一道严密的防线，既能监控武庚，又保护着西边的中央政府。姬发死后，周公把姬诵推到一旁，自己执政。这引起姬发三个兄弟不怀好意的猜想，他们认为周公篡权，而且会在不久的将来杀掉姬诵。武庚乘虚而入，四个诸侯联合起来叛乱。周王朝东面顿时失控。
四个诸侯不但在东面宣布独立自主，而且声称要进攻中央，声势之浩大，把周公吓得魂不附体。他先是跑到姬诵面前哭哭啼啼，说自己没有任何私心，只是暂时执政，然后召集姬家王族，声泪俱下地请他们为自己做主。最后，中央方面达成严密统一，一致认定姬发那三个兄弟是叛徒，武庚是贼子。周公稳定内部后，壮起胆子东征。
姬发所封的三个弟弟，兵强马壮，加上有武庚的支持，周公这场仗举步维艰。不过上天保佑中华，经过艰难的三年战争后，周公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场战争成就了周公，他的威望如日中天，不可动摇。
周公是个珍惜权力和威望的伟大政治家，他不会躺在功劳簿上享乐，三年战争胜利后，周公立即开始描绘中华蓝图。
首先，周公用天命来正名，让商王朝遗民心悦诚服。他对商遗民说：“你们不要认为是我们周消灭了你们，其实是上天借我们之手消灭了你们。正如当初天命要消灭夏王朝，假借你们之手一样。天命从夏王朝转移到你们那里，现在又转移到我们这里。如果我们不努力，它照样会转移到别的地方。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只是天命的暂时拥有者，为何要仇恨我们？当初你们从夏王朝那里接手天命，夏王朝遗民何尝仇恨你们？将来有一天，天命从我们手中转移到别人那里，我们也不会仇恨别人。因为归根结底，天命只在那些敬畏它且善待老百姓的人手中。”
商遗民听了这段话，朦朦胧胧地感觉对，又感觉不对，总之，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周公的这段话，放低了姿态，把周和商相提并论，不谈周和商本身，而谈天命，无形中让商遗民的自卑感和愤恨感消失。
接着，周公又希望周朝上下齐心协力，共同维护周王朝。他把商王朝的遗民单独安置，又到处搜寻夏王朝的遗民，集合起来单独安置，然后对自己王朝的人说：“你们看，他们国破家亡，如果不是我们宅心仁厚，他们早已成刀下之鬼。倘若咱们不能同心协力为王朝奋斗，将来也会成为他们这样，要是倒霉透顶，遇到接受天命的人是浑蛋，咱们就会被灭族，能不好好工作嘛！”
周王朝的人触目惊心，立即投入到建设王朝的汪洋大业中去，发誓要为周王朝贡献全部力量，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周公搞定这两件事后，马上着手让天命永远留在周王朝的釜底抽薪计划，我们称为“周公宏图”。
第一步，商王朝一些顽固遗民在东方的叛乱，让周公心有余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朝东方还有很多商遗民，周王朝的首都在镐京（今陕西西安），离东方很远，周公于是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将那些阳奉阴违的商遗民强制迁至洛邑居住。这种“两京模式”非常适合地广人多的中国，所以直到14世纪建立的明王朝，仍然采用“南京”“北京”的两京模式。
第二步，在东、南、北各方封了一大批新诸侯，以便和西方的王室遥相呼应，如在东方的今山东地区就封了齐、鲁两个侯国，北面则有燕国，今山西东南部则有晋国等。
不要认为周公只在东方分封诸侯，其实在当时所能知道的中国各地，周公都像疯了一样地分封。从今天的地理来看，周公当时分封的诸侯，西起陕西西部，东至山东，南抵长江，北到河北，周王朝的诸侯星罗棋布，可考的诸侯国有一百三十余个。如此不管不顾地分封，为后来春秋战国的混乱埋下了一颗超级地雷。周王朝规定，诸侯每年亲自来中央政府朝觐周王一次，并进贡各地的方物，然后周王给诸侯上课，课程内容是分封的意义和诸侯的使命。各诸侯的新领导人接位，要由周王正式册封，否则视为违法，如果有诸侯不听周王的，周王可征召其他诸侯对其进行讨伐。
周公分封诸侯，由此诞生了一种最适合当时情况的制度——封建制，意为“封邦建国”。封建制从周公创建直到秦王朝统一，延续了近千年。后来的郡县制王朝，如西汉王朝、晋王朝、明王朝，都曾经采用“一国两制”（郡县制和封建制并存）。
这种制度的出现，其实是迫不得已，周国从陕西发家，是在各路诸侯的帮助下，用斩首行动，快速攻下了商王朝的心脏。本国的物力、人力，都不足以采用中央集权制。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况，只能分封。所以，周王朝只不过是各部族的一个大联盟。虽然周公当时派了中央官员到各部族监督政事，但王室衰微后，这个官就成了装饰品。
随封建制诞生的是宗法制，“宗”是“祖先之庙”的意思，当时的中国人从商王朝开始，就祭祀祖先，一定要注意这点，这是中华民族的特色——祭祀祖先，或者说是祖先崇拜。这种崇拜方式正是中国人“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体现：当我们的祖先活着时，他是人；他死去后，就成了“天”（另外世界），而我们又把他们的牌位请回家中，请回人间，这就是“人”，这就是天人合一。
不过，周公认为，由于贵贱、亲疏有别，所祭的祖先也不能是同一个，什么人该祭祀什么样的祖先，周公制定了一套严格、统一的法规，秩序井然，史称“宗法”。所以，宗法制，就是周代贵族传承和祭祀祖先的法规。
按宗法制，周天子祭祀开国的始祖（文王、武王），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哪怕嫡长子是傻子，也不能违背。嫡长子之外的兄弟们，分封为诸侯，称“大宗”。“大宗”的孩子中，只有嫡长子有权继承“大宗”的位置，他们要祭祀的祖先则是自己封国的始祖。比如，鲁国的始祖是伯禽，那他的嫡长子和之后的所有继承者都祭祀他。以此类推，大家都按照这个模式进行。周公认为，天下将永远太平。因为在祭祀祖先时，人只有一个念头：人在世上所为绝对不能给祖先丢脸，一旦产生这种念头，就会行善，至少不会作恶。
除了崇拜祖先，中国人开始崇拜社稷，“社”是土地之神，“稷”是五谷之神，周人以农业为生命线，所以特别重视这两个神。后来就形成了“江山社稷”“列祖列宗”这种类似宗教式的崇拜。
分封制和宗法制，是中华人的高明创造，它将家族政治化，将政治家族化，使整个天下成为一个大家族，使整个大家族成为天下。于是，在当时地球上所有民族中，“国家”这个词汇，只有中华民族才有。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是千万个家，如此，家和国水乳交融，后来中国思想中的“齐家治国”理念、家国情怀皆从此出。
周公之伟大，正在此：将国和家合二为一。顶层设计完成后，周公开始知行合一，那就是“制礼作乐”。
“礼”既是国家、社会制度，也是个人的行为规范。有了“礼”，人们的行为才能有所遵循，社会秩序才能步入正常轨道。你很难想象，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将会是什么样，仅仅是在繁华的大街上没有红绿灯，也是不可想象的。
周公“制礼”的目的就是要秩序化，让父子、兄弟、夫妇、上下、尊卑、贵贱都按其标准行事，这个标准就是各种礼仪。周礼特别烦琐，仅吃饭一项的各种礼仪，就能把人累死，但其背后都有深意。比如酒礼，周公深知人性，酒是人人都喜爱的，不能禁止，那就搞点礼仪，每献酒一次，宾主之间有许多礼节，要相互拜一百次之后，一杯酒才能喝掉。所以，有人喝一晚上，也不会醉，自然就不会酗酒闹事。
至于“乐”，是配合各种“礼”的音乐和舞蹈。这是周公的聪明之处，“礼”太过烦琐，会让人疲惫，所以用音乐和舞蹈来中和，这样，在愉悦的氛围（乐）中，就执行了“礼”。中国后来的士大夫阶层，寒窗苦读之余要搞点琴棋书画，就是正经事（礼）和休闲（乐）的最佳结合，也是政治人生和艺术人生的二合一。所以，中国古代的官员，都是艺术家，不是他们刻意想学艺术，而是在读书之余追寻一种消遣，结果把自己消遣成了艺术家。
礼乐最大的功用是维持秩序，中国人一直讲究秩序，上下尊卑，永不可侵犯，另外的功用则是陶冶人的气质，去除生活中粗野放纵的行为，让人的精神得到升华，从而影响行为。中国人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就是“文质彬彬”。这种人，只能靠礼乐锻造出来。
周王朝开创了“礼乐治天下”的中华特色，而教育就是实现这个特色的唯一手段，周代开始设置学校，“国学”是大学，教人自我管理，科目是礼、乐、射、御、书、数；“乡学”是小学，教人洒扫应对、尊老爱幼。但学生都是贵族子弟，平民和奴隶没有学习的权利。几百年后，这种情况被中国第一圣人孔子改变。
中华被称为“礼仪之邦”，正是周公的功劳。后人把他和尧、舜、周文王、周武王并称，也正是因为他给中华民族注入了礼仪、秩序的灵魂。也有人说，周公的功绩远在尧、舜、周文王、周武王之上。
03、西周王朝的那些领导人
为中华坚定地展开宏图时，周公开始渐渐老去。岁月从来没有放过谁，人和人最大的平等即在此。不过，庸人和伟人的区别在于，伟人也不会放过岁月。周公执政的那些年，是一个人洞察力最强悍之时，他将其全部用到构筑中华世界上。岁月自然也不会放过姬诵。周公执政的第七年，十九岁的姬诵趁叔叔周公建设洛邑时，突然在镐京发动政变，一举成功。
周公听闻此信，面如土色，心腹们劝他赶紧逃跑。周公说：“还有一扇大门没有完成，等大门完成，我就走。”
大门完成，周公已逃不了，姬诵派军队来“请”周公回镐京。周公知道此番回家必是凶多吉少，于是半路逃跑，他只能向周王朝势力不能抵达的最南方逃亡。不过，他显然轻看了自己的礼乐规划，姬诵被灌输了七年礼乐文化，已进化成宅心仁厚的领导人，姬诵邀请周公回国，周公在楚地待得很郁闷，他大概也意识到宅心仁厚的姬诵不会对他怎样，所以愉快地回国了，并宣布将王位愉快地还给姬诵，最后悄无声息地退出政治场。
周公之后，周王朝继续变强大，没有诸侯敢捣鬼。天下出奇地太平，老百姓一日两餐，每餐都特别丰盛。周王朝靠农耕发家，所以瞧不上商王朝的商人思路，正是在这种现实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开始“重农抑商”。
几千年来的“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人实事求是的结果。中国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东南是大海，西北是荒漠高山，阻止了中国人和外面的交通。商业的本质是流通，可如果只局限在一个有限空间内，其流通便没有持久性。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必须要自给自足。经商远比务农利润高，如果放开对商业的限制，那所有人都会去经商，而不会务农。这样一来，粮食就没有了，所以“重农抑商”是最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
姬诵和他的祖先一样，珍惜权力，喜欢为天下贡献才华和精力。但他死后，他的儿子姬钊（康王）就没有这种担当精神。姬钊好色，宫中美女数不胜数，他为此整夜不眠，早晨无法起床处理公事，周王朝开始衰退。
周公建立的封建制有一个重大缺陷：诸侯在本国地盘都有各自发展力量的空间和机会。而周王朝对此并没有约束力，只能靠讲课和进贡的听令与否来衡量诸侯的忠心。周王强大时还可以掌控局面，周王一旦衰弱，必会受到诸侯的挑战。
姬钊的儿子姬瑕（昭王）即位不久，就受到分布在汉水到长江中游两岸的楚国的挑战。楚国在商王朝时期就已存在，楚人野蛮好战，脾气暴躁，很不好对付，到西周时期，姬诵封楚国国王为楚子（公、侯、伯、子、男），将楚国视为低等国家。诸侯会盟时，周王命楚国的领导人管理火堆，按当时的制度，这是正常的。但楚人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发毒誓必须让周王付出代价。楚国当时地盘非常小，又处于群蛮斗争的环境中，于是他们艰苦奋斗，领导人坐小竹车，穿破烂衣服，带领大家开辟荒地，吞并汉水流域的很多小国，最终独霸中国南部。条件险恶，被人瞧不起，有时候恰好是成功的动力。
姬瑕后来翻看国家大事记，发现楚国连续几年没来朝觐，而且也没有进贡包茅（一种茅草，被称为“灵茅”，祭祀祖先时使用）。姬瑕派人去楚国问罪，楚人回答他：“我们国王不喜欢管理火堆，所以不去。至于包茅，你有本事自己来拿。”
姬瑕不能忍受这种挑衅，调动王朝军队和几路诸侯大军，南下征讨楚人。结果，中央军大败。姬瑕拒绝失败，三年后，再次出兵楚国，这一次，楚人无法抵挡，假装投降，请姬瑕吃海鲜大餐。吃完后，又准备了几大船包茅，在汉水上恭送姬瑕离开，不过他们狡猾地在姬瑕的船上做了手脚。船到汉水中央，忽然解体，姬瑕被活活淹死。
新上任的姬瑕的儿子姬满（穆王）在老爹灵前发誓，要让楚人血债血偿。可惜，姬满还没来得及向楚人复仇，王朝西方的犬戎就兴起了。犬戎就是后来的羌族，骁勇善战，不停地侵袭周王朝的西境。姬满怒发冲冠，向犬戎开战。不过这场战争是赔本买卖，虽然姬满击退了犬戎的进攻，却没有得到任何战果，而且还让其他少数民族轻视周王朝，姬满头痛不已，决心用不停的行动来抚慰受伤的心灵。他四处巡守，最远的一次居然到达当时中国所不知的昆仑山西王母国。传说中，他和神话人物西王母把酒言欢，好不快哉。
姬满一直想和楚人开战，却找不到强悍的力量支撑，楚人的势力渐渐向北移动，姬满只能在今天的河南叶县驻扎大批军队，毫无脾气地防御。楚人的北进让胸怀大志的姬满心情忧郁，他破罐子破摔，用巡守的方式麻醉自己。外患未除，内忧又起。国内开始不太平，各种刑事犯罪层出不穷。姬满此时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让大臣吕侯制定刑法，史学家称这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为《吕刑》。《吕刑》中明文规定了对待罪犯的五种刑罚，为“五刑”：墨刑（用刀刻面涂墨）一千条，劓刑（割鼻）一千条，剕刑（割脚）五百条，宫刑（男子割生殖器、女子禁闭宫中做奴隶）三百条，大辟（斩头）二百条，计为三千条。
在这种严酷的刑罚下，姬满暂时稳定了国内政治秩序，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姬满死后，周王朝一步一个脚印地步入危机。
姬满的儿子姬繄扈（共王）统治中国时的角色是还债的，由于他老爹生前到处旅游，国库空虚，姬繄扈不但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还要出卖土地给那些有钱的诸侯，这就让周王朝能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危机之门敞开。
姬繄扈去世前，拉着儿子姬囏（懿王）的手哭着说：“你尽力而为吧，实在支撑不下去，再回到咱们祖先的土地上去，靠种地，族人也能活下来。”
姬囏也哭了，而且一直哭到自己去世。他也想回祖先崛起的古老西方，可西方已被犬戎占据，而且犬戎不停地进攻他。他懦弱无能，居然把王都迁到槐里（今陕西兴平市东南），以躲避犬戎的疯狂攻击。姬囏在位八年，流下最后一滴八年前就开始流的眼泪后，去世。他的儿子姬燮和他一样懦弱，正要即位时，姬燮的叔叔姬辟方一脚把姬燮踢开，自己即位，为孝王。
姬辟方把都城迁回镐京，决心重振王朝权威。这位王爷出身的国王清醒地意识到，权威不是纯靠道德建立的，而是靠拳头打出来的。所以他先振兴早就孱弱的王朝军力，在汧水、渭水之间的草原上开辟大牧场，重金招募高手来养马。在诸多应聘者中，有一个人脱颖而出，他叫非子，养马天下无敌。姬辟方就把西方秦地（今甘肃天水一带）几十里的土地封给他，一个养马的小诸侯诞生，非子当时做梦都想不到，他的后代居然神奇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大秦帝国。
姬辟方虽有宏大理想，然而运气不好，仅在位七年，就一病而死。他一死，姬燮马上把本该在七年前就属于自己的王位抢到手，为夷王。
姬燮的王位无缘无故被叔叔夺去，压抑了七年，所以上任后开始有些变态。他不敢和强大的楚人与犬戎开战，于是把积聚的愤怒释放到那些仍然效忠周王朝的诸侯身上。齐国国君姜不辰（齐哀公）某年因国内有事而未去朝贡，姬燮暴跳如雷，要征讨齐国。正好纪国国君来朝贡，发现姬燮正在发怒，得知原因后，马上顺着他的愤怒，挑拨离间，说齐国不是好玩意儿。姬燮像疯了一样，用各种诡计把姜不辰骗来，然后活活煮了他。
若干年后（过了九世），齐国进攻纪国，找的借口就是这件事，史学家称之为“九世复仇”。
姬燮的行为非但未在诸侯中树立权威，反而让诸侯对其欺诈和残忍的行为感到厌恶，从此，更多的诸侯不来朝觐，周王朝的危机已迫在眉睫。
姬燮死后，儿子姬胡即位，把周王朝的危机推向高潮。姬胡做准接班人时就十分任性，父亲被夺了王位，忍气吞声，心情压抑。他受到老爹的影响，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变得心理失衡。即位不久，他开始展现这种长期受到压抑的心理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到处搜刮民财，搞得天怒人怨。后来，他搜刮起来感觉名不正言不顺，于是搞政府专卖。天下所有能买卖的东西，全由政府统一管理，征收高额税收。贵族和平民极为不满，纷纷诅咒他赶紧死掉。
姬胡就是不死，他把征收来的大量钱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供自己挥霍，另一部分用于战争。他的祖先都不敢和楚人正面开战，但他敢。在和楚人的战争中，周王朝屡战屡败。姬胡似乎根本不管这些，他只重过程，不论结果。和楚人的战争陷入被动局面时，他又和西方的犬戎开战。经过他这番毫无胜算的折腾，秦人所养的马匹被掏空，周王朝权威跌入低谷。
姬胡之前，周王朝本部还算太平，可姬胡时代，本部都不太平了。为了镇压本部潜在的叛逆分子，姬胡从盛产女巫的卫国调来许多女巫，这些女巫分布在大街小巷，监视着周王朝本部的贵族和平民。大家只能“道路以目”（熟人在大街上见面，只能用眼神打招呼），最终，人们实在受不了这种高压政策，偷偷集结，然后造反，冲进皇宫，姬胡在女巫的帮助下逃出都城，这件事被称为“国人暴动”。本年是公元前年，是中国历史有纪年的开始。这件事对中国影响深远。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将以后每年发生的大事都加以记载，中国人重视历史，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姬胡逃亡后，他的儿子姬静被大臣藏起来。为了平息愤怒，恢复秩序，两个大臣召公（召穆公虎）、周公（周定公）管理朝政，号为“共和”（还有说法是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共同执政，史称“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持续了十四年，姬胡在逃亡地去世。人们对其的愤怒早已平息，所以姬静走出来，宣布即位，他就是周宣王。
经过不折腾的十四年“共和行政”，周王朝的力量与权威似乎有些恢复，姬静也这样想。所以他一上任，就开始改变旧有国策，开始上蹿下跳，吸引世界的目光。
姬静先对楚人大规模开战，这次大战，姬静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力量，不可一世的楚人被这场面吓得浑身发抖，双方大战前夜，楚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崩溃，纷纷逃向南方，姬静趁势全力追击，将楚人从前夺取的周王朝地盘收回，为了压制楚人日后的北进，特意建立申国（今河南南阳），申国由此成为周王朝对付南方势力的军事重镇。
姬静大败南方的楚人，认为权威已重新树立，他把大败楚人的军队迅速调到西北，和骚扰王朝多年的犬戎开战。姬静和犬戎进行了五次大战，五次都失败了。最后，姬静明显意识到，已经没有力量再打下去，因为青壮年全部躲藏起来，不给他当炮灰。另外就是税收问题，姬静总感觉有人逃避税收。
这当然难不倒姬静，姬静不知是开了天眼，还是被神仙指引，总之，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料民”。这个词，今天已不常用，它其实就是户籍制度的滥觞。
姬静在统治区域开始进行严格的户口调查（将户口和土地的数目写成清册上交政府），这种制度自姬静创立后，中国历朝历代都完全效仿，做得有模有样。户籍制度为中国各个朝代进行人民和土地快速整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动员能力之所以强悍，就是因为有户籍制度。一旦发生大事，中央政府只要拿出户口名册，就可做到全民大动员。
不过，这种制度是被大多数人反对的，姬静创立这种制度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随着战争频仍，耗费巨大，再强悍的户籍制也挽救不了危机。
姬静在位长达四十六年，这个时间太长了，它可以让斗志昂扬的人误入岁月静好的歧途，可以让一个英明的君王变得昏聩。特别是姬静这种壮志难酬的君王，他在位后期，朝政混乱，几近崩溃，纵然玉皇大帝下凡，也无法拯救，尤其当接任者是个浑蛋时，崩溃已是定数。
公元前年，姬静含恨而死，他的儿子姬宫湦（幽王）皮笑肉不笑地走上了周王朝的宝座，周王朝的前半段（西周）也走向了灭亡。
04、烽火戏诸侯
姬宫湦和他老爹有本质上的不同，姬静不好酒色，姬宫湦却对酒色如痴如狂，姬静喜欢建立功业，还有点担当精神，姬宫湦则毫无责任心。中国神秘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其实都是同一人，只不过不停地转世而已。姬宫湦就是商纣的转世，商纣则是夏桀的转世。如果我们铺张开看，那就会恍恍惚惚地发现，隋帝国的杨广（隋炀帝）是秦帝国的嬴胡亥（秦二世）的转世，明帝国的朱由检（崇祯）则是妥欢帖睦尔（元顺帝）的转世。
商纣还肯革新政治，姬宫湦却毫无想法。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美女，觅艳妇，对于南方的楚人恢复北进，他毫不在意，对于西方的犬戎，他更是掩耳盗铃，他活在自己创造的虚幻华美的世界中。对于强大的敌人，他连一句牢骚都不敢发，但对那些忠实的诸侯，他却阴狠毒辣。
褒国（今陕西汉中）国君褒珦来朝觐时，看到他不务正业，就委婉地劝说他，应有国君的模样。姬宫湦狞笑着请他参观新落成的国家监狱，当褒珦走到一间牢房门口时，姬宫湦一脚把他踹了进去，并且命令守卫：“无论天塌地陷，我不死，他不许出狱。”
褒珦的儿子褒洪德来看老爹，父子俩泪眼相望。褒洪德发誓要救老爹出苦海，哪怕国破家亡也在所不惜。褒珦告诉他，姬宫湦这人没有天理，所以咱们不能按常理出牌，必须出奇制胜。
褒洪德立即意识到应该利用姬宫湦的喜好，回国后在国内花重金招聘美女，但选来选去，发现这些美女太粗糙，拿不出手，所以只好把赌注压在一个叫褒姒的王室美女身上。褒姒的美貌天下无双，褒洪德把她献给姬宫湦。姬宫湦看到褒姒的第一眼，就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境，他立即将褒珦释放，而且还赏了许多金钱给褒氏父子。
褒姒有让其他女人绝望的容颜，任何美女在她面前都会自惭形秽，只求速死。所以，很快姬宫湦宫中只剩下她一人，其他人自惭形秽，要么躲起来永不见人，要么被姬宫湦踢出了王宫。
姬宫湦原本就不喜欢政事，褒姒一来，他更有理由说服自己不上朝。不过他对褒姒有一点点感到遗憾，褒姒不会笑。他千方百计地让褒姒笑，但褒姒帮不了自己的丈夫。姬宫湦因此事整日闷闷不乐，后来有个瘪三大臣给他出主意说：“褒姒不笑，大概是见过太多世面，对人间冷淡。可有一件事，她肯定没见过，那就是烽火台燃烽火。”
烽火台是为防御敌人而设置的通信系统，敌人来犯，才可点火，火光冲天后，各地诸侯看到火光就知道国王老命危在旦夕，会马上来救驾。也就是说，烽火可不是点着玩的。但姬宫湦顾不了那么多，只要能博褒姒一笑，纵然把他的江山点燃，也在所不惜。
他下令点火，第一座烽火台火光冲天，很快，第二座、第三座……火光在地平线后面仍然耀眼。见到火光的诸侯们以为犬戎正在进攻周王朝的首都，慌忙集结部队赶来救驾。可当他们气喘吁吁地抵达时，却发现姬宫湦与褒姒在城墙上喝酒。姬宫湦只是挥了挥手说：“没有大事，诸位辛苦，请回吧。”
诸侯们瞠目结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狼狈而愤怒地离去。褒姒看到这样的情景，大笑。姬宫湦狂喜，扯破了嗓子跟着大笑。
褒姒后来又不笑了，姬宫湦就故技重演，多次戏耍各路诸侯。褒姒后来觉得点烽火台这事也没啥意思，就又不笑了。姬宫湦重新琢磨别的办法，但收效甚微。后来他终于想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升褒姒为王后，升褒姒的儿子为他的继承人。
姬宫湦的大老婆本是姬静为防御南方楚人而设置的申国国王申侯的女儿，为姬宫湦生下一子，名为姬宜臼，是王朝的接班人。姬宫湦要立褒姒为王后，显然要先废掉姬宜臼和他老娘。
姬宜臼把这件事说给他老娘听，他老娘大怒，跑去和褒姒抓头发、抽嘴巴，姬宫湦也大怒，先把大老婆胖揍一顿，然后把姬宜臼驱赶到申国，并且警告儿子：“去你姥爷那里不许胡说八道！”
姬宜臼从来没有听过色鬼老爹的话，这次当然不会例外。他一到申国，就抱着姥爷申侯放声大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说，申侯一跳三丈高。他给姬宫湦送口信说：“褒姒是个苏妲己式的人物，商纣王亡国的史迹历历在目，你怎么就忘了？”
姬宫湦咆哮起来，说：“这个老东西，敢把我比作商纣，给我拿来首都下狱。”
申侯可不是个吃素的，你不仁，我肯定不义，他快速击退姬宫湦派来捉拿他的士兵，然后派人去犬戎那里请求帮助。犬戎大喜过望，多年来它始终想进入周王朝的花花世界，却因没有带路党而无法成功，如今有申侯带路，自然不会客气。
犬戎发全部落之兵，在申侯的指引下，绕过周王朝所设的重镇，直取镐京。姬宫湦似乎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慌忙命人点燃烽火台。如你所知，没有一个诸侯前来，因为诸侯们不想再被姬宫湦当成猴子耍。褒姒看到一个诸侯都没来，笑得花枝乱颤。
姬宫湦带着笑疯的褒姒，慌忙逃跑，犬戎在半路将其截杀，并活捉褒姒，然后攻陷镐京，周王朝的上半段（西周）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灭亡了。从姬发开国到姬宫湦亡国，西周王朝共十二王，二百五十七年。
犬戎攻陷镐京后，如同一群饿了千年的强盗进入繁华都市，西周文化制度全在镐京，都被无知无识的犬戎破坏，西周二百多年的文化制度积累，至此灰飞烟灭。镐京遭到破坏后失去文化中心的地位，老牌诸侯国鲁国因几百年来推崇周礼，所以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孔子后来诞生在鲁国，不是没有原因的。
周王朝的下半段（东周）开始。
西周的灭亡绝不是姬宫湦一人之责，他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至于烽火戏诸侯这件事，有人认为像小说情节。然而，我们都知道，现实中很多人做的事比小说还要戏剧化，让人啼笑皆非。夏、商和西周似乎是中华史一个朦胧的、抽象的过渡，但它奠定了中华的根基。自东周时代开始，中华终于掀开薄纱，露出清晰的面容。
夏、商、西周三代对中华厥功至伟，尤其是西周，可谓是自黄帝确立“中华”观念、尧确立“谦让”美德、舜确立家庭伦理、大禹拯救中华之后的推陈出新者。
其最大的贡献是让国和家二合一，确立礼乐制度，让中国成为礼仪之邦、秩序之国。对于这些伟大的人物，有人曾问王阳明：“尧、舜乃大圣人，为何不制礼作乐，要等到周公来制礼作乐呢？”王阳明回答：“任何人做事，都需要适应当时的大势，如果和当时的大势不合，即使知道某种事情非常好，也不会去做。尧舜时代，人们迫切需要的不是礼乐，而是填饱肚子，所以不需要礼乐。而周公时代，人们已经能填饱肚子，建立良好的秩序刻不容缓，所以周公才制礼作乐。”
在应该做这件事时敢于担当，即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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